大家好，歡迎關注新聞看點，我是李沐陽。
今天是6月20日，又到週末了。明天是父親節，我們首先祝所有的父親和準父親們節日快樂。今天繼續在固定板塊「病毒有眼睛」當中，跟大家聊聊中共病毒對整個世界的衝擊和影響。今天要談的是德國。
截止到今天早上6點，中共病毒擴散全球188個國家，總確診數876萬6880人，病亡數字是46萬2714人。其中德國總感染人數是19萬零660人，死亡8960人，這組數據在全球排第12位。而在此前的3月份，德國受創曾一度位列全球第五。
6月17日，位於德國北威州的肉類加工廠Tönnies再次發生大規模群聚感染。目前有關當局已經指示，7000人進行隔離，工廠關閉10天到14天。
當晚有近千個測試結果就出來了，有657人確診感染了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冠狀病毒、新冠病毒COVID-2019），326個呈現陰性。外界估計，確診病例數字可能還會有所上升。
這波疫情驚醒了已經逐漸放鬆警惕行的人們，也加重了對德國的衝擊。我們這個板塊叫「病毒有眼睛」，其實後面還有一句話。很多朋友應該知道，就是「親共疫情重」。那麼德國遭受如此重創，是不是也與親共有關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說一說。
多地醫生是首批感染者
今年3月底，中共病毒疫情已經在海外開始爆發了一段時間。大紀元的德國記者祝蘭在採訪中發現，德國有不少州的首批感染者當中都有醫生。
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事情，因為德國的醫療體系非常強大，除了美國之外，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出其右。但是，讓德國總理默克爾感到驕傲的「優秀醫療系統」，也無法抑制中共病毒在德國的肆虐。
當時最嚴重的是北威州，感染人數幾乎佔了全德國的1/3。北威州是2月25日晚上確診的第一例中共病毒患者，隨後不久，與這名患者在狂歡節活動中有接觸的門興巴赫市醫院的一名醫生也被確診了。
第二嚴重的巴符州也是在2月25日確診的第一例病患，是一名從意大利旅行回國的女士。隨後這名女士的父親、圖賓根大學附屬醫院的主治醫生也被確診了。
2月27日，漢堡州確診了首例病患。漢堡大學附屬埃普多夫（Eppendorf）醫院的兒科醫生，也是去了意大利旅行，回來就被查出感染了中共病毒。
當時疫情第三重的是巴伐利亞州。除了首先感染的14名偉博思通員工和家屬外，之後確診的也是一名醫生。埃爾朗根（Erlangen）大學附屬醫院的醫生在參加工作會議時，被當時無症狀的意大利同事傳染了。
薩安州時德國最後出現確診病例的聯邦州，首例病患也是從意大利度假回國的醫生。
醫學界人員在工作場所之外感染，這個現象引起了我們德國記者的注意，隨即也做了一些深入調查。
中共的雙肺移植
5月9日，中共官媒新華社的兩名記者黎昌政和梁建強報導了一則消息。一名用「ECMO輔助73天的新冠肺炎患者，核酸轉陰後在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接受了雙肺移植手術」。並且說患者移植的肺「功能良好，各項生命體徵平穩，能和醫護人員交流，正逐步康復」。
對於接受雙肺移植的患者情況，新聞中沒有提，也沒有提及肺的來源。
什麼叫「雙肺移植」呢？說白了，就是把人的兩個肺都換了。因為被中共病毒感染，是兩個肺同時都被感染。如果換肺，就要兩個一起都換。它不會換一個好的，再留一個壞的。即使這樣換了，換上的這個肺還是會慢慢被感染的。所以它換，就要2個一起換。
懂醫學的朋友應該知道，給一個人換器官，必須要血液、器官等等都要匹配才行。如果不匹配，可能會產生排異，移植不會成功。
如果給這個患者同時換2個肺，那就是意味著，要取下別人身上的2個肺。而一個人只有2個肺，如果2個肺都被取走了，這個人也就活不了了。
換句話說，雙肺移植，就是救一個人的同時，必須至少要殺一個人。因為誰也不能保證一次移植成功，如果一次移植不成功，那就可能需要第二個人，第三個人，甚至可能更多。也就是現在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活摘」。
終止中國濫用移植國際聯盟（ETAC）執行主任休斯（Susie Hughes）質疑：這些快速、完全匹配的器官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對於中國移植業器官來源的質疑並不是現在才有。從2000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呈爆炸式增長以來，對於器官來源的質疑和各種調查報告就從來斷過。僅「追查國際組織」羅列出的證據，就有厚厚一大摞。追查國際的網址在我們的文字稿中，裏面有大量詳實的證據，聲音文字相當完整。大家可以去看看。【http://www.zhuichaguoji.org/taxonomy/term/15】
但是，中共的這個罪行，很多年來，一直間接得到外國醫院和專家的支持，例如培訓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等。在這方面，德國的醫學界深涉其中。十幾年中，德國不少醫院與中國醫院在器官移植方面有著密切合作，還有不少德國專家去大陸傳授經驗，甚至幫中共說話。
「武協」涉嫌活摘，「德醫」與之有染
今年3月1日，「追查國際組織」公佈了去年對大陸上百家移植醫院的跟蹤調查報告，報告指出，中共的活摘罪惡依然在進行著，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
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人們通常簡稱武漢協和醫院，全稱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
2019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曾專程去了一趟武漢協和醫院。默克爾到訪醫院的照片，現在就是協和醫院的網站主頁招牌。
在「追查國際組織」的早期調查錄音中，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親口承認，他們移植手術使用的器官來自法輪功學員。
在協和醫院的官網，明確羅列著海外的合作醫院，其中有7家來自德國。分別是漢堡大學附屬埃普多夫（Eppendorf）醫院、巴伐利亞州維爾茨堡大學醫院、巴符州烏爾姆大學醫院、巴伐利亞州慕尼黑工大附屬伊薩右岸醫院、德爾門霍斯特醫院（Delmenhorst）、漢堡巴姆貝克醫院和漢諾威醫科大學（MHH）醫院。
這些德國醫院中，漢諾威醫科大學醫院、漢堡大學埃普多夫醫院、維爾茨堡大學醫院和慕尼黑工大附屬醫院都有移植中心。烏爾姆大學醫院原本也有，但是在2011年撤銷了，因為移植手術數量不夠。
柏林心臟中心——500名劊子手的培訓基地
2014年6月，德國西南廣播電台SWR2報導了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他們在質疑和批評的報導中，提到了柏林心臟中心與中國醫院的合作。
2012年5月，柏林心臟中心主任海策（Roland Hetzer）在上海舉行的心臟外科會議上表示，多年來，中國有500名醫生參與了與柏林心臟中心的合作工作。
在柏林心臟中心的網站上可以看到，它們在1999年11月與上海大學前了一份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培訓中國的心臟外科醫生。簽協議的第二年，2000年4月19日，上海成立了中德心臟研究所。
去年7月24日，隸屬於中國衛生健康委員人才交流服務中心的中國衛生人才網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李軍」，單位是位於北京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
文中透露，柏林心臟中心當時還在培訓中國醫生。文中介紹，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李軍」本人曾到柏林心臟中心進修心血管麻醉。
「追查國際組織」調查顯示，「李軍」所在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也涉嫌參與活摘器官。在2007年，這家醫院被中共衛生部指定開展心臟移植手術。
心臟移植，同樣是救一個人，就得至少殺一個人。
在上海東方醫院網站，有一篇2014年3月發表的文章。其中介紹，上海中德心臟研究所成立後，有幾十人曾到德國心髒中心接受培訓。而所有前往培訓的醫生，德國心臟中心免去他們所有的費用，甚至還提供衣食住行。
這些人回到中國後，都在重要崗位擔任工作。後來，中國大陸各地都有醫院與德國心臟中心建立合作關係。
上海東方醫院，也就是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追查國際組織」調查發現，這家醫院在2001年到2005年期間，也涉嫌參與了活摘器官。
高明醫術和嚴謹作風，本來是德國醫生為人稱道的。但似乎在與中共的合作中，這些成了一把雙刃劍，為中共培養出了許許多多殺人劊子手。
在正常社會，醫生是救死扶傷的。醫院之間的合作，本意也是為更好地治病救人、服務社會。但是中共讓醫生到德國學習技術，回國參與器官移植。德國的醫學界在有意無意當中，已經成了中共殺人的幫凶。
人人都知道天理昭然，善惡必報。從德國醫學界與中共深度有染的角度來看，很多德國醫生被感染，是不是病毒有眼睛呢？
接下來再說說因為疫情衝擊而陷入危機的德國汽車業。
寶馬將裁員6000人
在大陸民間流傳著一種說法，「坐奔馳開寶馬」。意思是說奔馳車坐著很享受，開寶馬車很舒適。這句話有沒有道理，沒有考究過。但我知道，擁有一輛德國汽車，無論是奔馳、寶馬還是奧迪，的確是很多人的追求。
今天很多大陸媒體都在根據德國媒體的消息報導一件事，寶馬要裁員了。據德國電視一台報導，這次裁員幅度很大，有6000人之多。這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寶馬的第一次裁員。
原因很簡單，中共病毒疫情的衝擊，今年的銷量銳減了1/5。德國商報援引寶馬內部消息，全球銷量從去年的250萬輛跌到了約200萬輛。南德意志報報導，預計本季度寶馬將出現虧損。
寶馬公司昨天也發布聲明，表示公司將採取必要的步驟，以幫助寶馬更有力的應對外部衝擊和市場波動。
世界公認的汽車巨頭出現這種情況，讓整個世界為之震驚，也驚訝中共病毒對寶馬的衝擊之大。其實中共病毒對德國的衝擊不致體現在寶馬身上，整個德國的汽車工業都因為中共病毒疫情陷入了危機。
「德國榮耀」遭遇最大危機
汽車工業，一直被稱為「德國榮耀」。但是在疫情衝擊下，這個歐洲重要的工業國卻遭遇了巨大挑戰。大眾、奧迪、奔馳、寶馬等企業在歐洲幾乎全部停產，供應鏈受損，全球三大銷售市場同時受到衝擊。
今年1月，中共病毒疫情從武漢向全球各地蔓延，特別是被德國視為最重要市場的中國大陸，更是首當其中。中國汽車工業協會（CAAM）2月宣布，1月份中國汽車銷量與同比下降20%。
這是自2012年1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德意志銀行3月6日發布的調查報告，2月上半月的銷售量同比減少90%。僅大眾集團，2月份中國銷售同比減少了近四分之三。
很快，疫情傳入了德國。從出現全國首宗病例的1月28日，到3月30日為止，德國南部兩大州巴伐利亞和巴符，感染人數都超過萬人。
而這兩個州彙集了德國汽車業五大品牌中的四家，分別寶馬、奧迪、奔馳和保時捷。大眾所在的下薩克森州感染人數當時排在德國第四位。
隨即各大車企相繼宣布停產。有專家在4月初估計，德國汽車業可能要至少裁員十萬人。
情勢之重，讓德國媒體一片驚呼。《時代週報》表示，這是「汽車工業二戰以來最大的危機」，《商報》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而《世界報》表示，「汽車工業或被夷為『荒蕪之地』」以及對「後病毒時代的恐慌」。
瑞士聖加侖大學的德籍著名汽車專家費迪南德·杜登霍夫（Ferdinand Dudenhöffer）曾在德新社發表一份研究報告。他認為按照金融市場危機的經驗來說，因為中共病毒帶來的危機，德國車企的「整個復甦過程可能會長達十餘年」。
「德國榮耀」遭受致命打擊，背後的原因也不簡單，與中共的勾連由來已久。這其中，以德國大眾最為典型。
科爾（Helmut Kohl）無視六四，大眾堅持與中共合作
德國大眾，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不過這個第一批進入中國市場的企業，1978年的談判並不順利。
1982年，有兩個人物需要特別注意，一個是卡爾·哈恩（Carl Hahn），另一個是科爾。哈恩那一年成了大眾總裁，開始著力推動與中共的合作。科爾成了德國總理，開啟了與中共的訂單外交。
1984年，科爾第一次訪華，與中方簽署了上海大眾合營生產桑塔納轎車的協議，決定合資成立上汽大眾公司。
1986年，大眾又與長春一汽開始了洽談合作。
1987年科爾第二次訪華時，中德經貿總額已經達到了89億馬克，相當於51億多美元。當時的德國，成了中共第四大貿易夥伴。
哈恩在晚年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將一部分在中國生產的發動機，出口到大眾汽車集團在全球的工廠，可以說我們是中國首家出口汽車零部件的企業。這些建廠、產品出口，離不開中國政府給予的大力支持。」他同時提到，大眾集團還把50家最重要的供應商帶到了中國市場，這些供應商帶著自己的資本和技術來到中國。
哈恩當時提到，1990年，一汽和大眾15萬輛合資項目在北京正式簽約。1991年2月6日，一汽大眾正式成立。
40歲往上的人應該知道，在一汽和大眾簽署15萬輛合資項目的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中共在天安門屠殺了上萬名學生和市民。這起事件震驚了國際社會，當時有很多西方公司因此撤出了中國。
六四事件後，德國聯邦議院宣布了對中共的制裁措施，包括外交、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但科爾仍然堅持與中共的合作，他說「孤立中國（中共）會破壞國際勢力均衡，這不符合我們（德國）的利益」。在他的支持下，德國始終堅持向中共提供發展援助。而大眾也決定，繼續留在中國。
1989年11月6日，在天安門大屠殺5個月後，哈恩訪問中國。他與一汽廠長一起，在中南海接受了六四事件後剛上台的江澤民接見。
1993年和1995年，科爾又進行了2次對華訪問。這個階段正是中國經濟的上升期，也恰好是德國國內經濟的衰退階段。更讓德國的工商業屆對中國市場趨之若鶩。
《時代週報》1993年11月報導，科爾訪華，隨行有大約四十名工商業代表。事先，中共領導人就許諾，德國工業界將「滿載而歸」。德國政府臨行前預測，可能將簽訂60億馬克的合約。沒想到，在北京簽下的數字高達70億。
1995年，科爾任期中的最後一次訪華。這一次他力排眾議，專程訪問了中共的某駐京部隊。
法蘭克福匯報在2004年表示，六四事件後，「科爾是第一個、也是到今天唯一一個做出訪問（中共）解放軍這樣具有象徵性意義舉動的西方國家領導人。」
德國《日報》以「總理替殺人犯平反」為題，嘲諷柯爾的行動。說他「試圖將『我們關於民主和人權的信息』傳達給中國（中共）軍隊」。
這次訪華，科爾帶去了45人。德國大眾、一汽及奧迪公司三方在北京共同草簽了有關奧迪轎車納入一汽大眾生產的合同。稍後，奧迪與上汽又簽署了《技術轉讓協議》，奧迪系列產品正式在中國生產。
去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三十週年紀念日，明鏡週刊在追溯那段歷史時說，「不曾忘記：天安門屠殺後才幾週，德國的企業經理們在建國飯店舉辦的一個招待會上就勸說我們記者，請我們不要寫過於苛責的文章搞糟了商業氣氛，情形並沒有那麼糟糕，鄧小平新任命的黨主席江澤民肯定是個改革者。」
《經濟學人》也反思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文章承認，西方曾經下注「中國將走向民主和市場經濟」，但這場賭博失敗了。
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迎合江澤民
接任科爾的是格哈特·施羅德，1998年成為總理後，施羅德決心每年去一趟中國。在他七年任期內，曾六次訪華。其中1999年，他在5月和11月兩次到中國。而那一年，中國發生了另一起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1999年7月，江澤民利用手中權力，發起了對上億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江澤民通過「610」下達許多密令和滅絕政策，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三大方針。並且「對法輪功採取任何手段都不會過分」，「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7月22日，中共通過全國媒體，對法輪功展開了「文革」式造謠和大批判，在全國大規模粗暴抓捕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隨後各種強制轉化班、勞教、判刑等等接連出現，迫害手段不斷升級。
在這樣的背景下，施羅德在1999年11月訪問了中國。並且他帶去的企業界代表團更強大，其中包括大眾和西門子總裁。這次中德簽下了大約60億馬克的合同。
格里戈爾·舍爾根（GregorSchöllgen）2015年出版的《施羅德傳》中明確指出，施羅德在中國獲得成功的前提是，「避免對中國（中共）領導進行公開批評，對一個中國（中共）政策明確表態，以及他向歐盟相關部門要求解除對中國（中共）的武器禁令。」
對中共的武器禁令，是六四事件後制定的。當時對中共的其它制裁都已經取消了，只剩這個象徵性的武器禁令，而中共認為這個禁令有歧視性。
舍爾根表示，施羅德在訪華前已經理解到，面對中共黨魁江澤民，「絕對不能公開指責」。所以他清楚的表示，想要一個「正規的，以互相尊重為基礎的人權對話」。而他的這種策略，「得到了江主席的認可。」
從那以後，德國提出的被迫害異議分子及藝術家的名單，就僅僅進行轉交，不再予以討論。
德國汽車迎合江氏家族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舉世震驚。但是對德國汽車業，卻絲毫沒有影響。
愛爾蘭根大學教授德克·霍爾特布魯格（DirkHoltbrügge）在2008年再版的《在中國的商業成功：針對世界最大市場的策略》一書中透露：到1998年，上海大眾的股份由（德國）大眾占股50%，中國（中共）銀行占15%，中汽占10%，上汽占25%。
大眾股份在成立15年後，1999年有了一個重要變化：中國銀行把股份轉給了上汽，（德國）大眾股份公司把10%的股份轉給了大眾中國投資公司。2004年，上汽又收購了中汽的股份，這樣大眾和上汽各持上海大眾50%的股份。
上汽，是上海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的下屬企業，也是中國四大汽車製造商之一。上汽集團囊括了通用、大眾、沃爾沃、菲亞特等多家合資企業。而江澤民的長子江綿恆就是上汽集團的董事會成員之一。2007年4月28日，上汽關於控股股東股權劃轉的提示性公告中，江綿恆的名字就在董事會完整名單中。
換句話說，大眾股份的這種變化，就是在向江澤民示好，有意迎合江氏集團的利益。等於是拐了一個彎，把錢送給了江綿恆。
默克爾如何走？
中國有句話，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如今德國遭受中共病毒重創，與它的領導人親共有著直接關係。這裡面既有科爾，也有施羅德，而現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又如何呢？
默克爾是很重視對華外交的，她曾經在人權問題上保持了強硬立場。比如她曾在訪華期間，專程與著名人權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進行了會面。這一點，令外界普遍稱道。
但是也有一些事，令人不得不產生疑問。比如她剛剛與中共總理李克強進行了視頻通話，表示要繼續與中方合作等等。在世界紛紛與中共切割脫鉤之際，默克爾卻冒險與中共領導人會晤。
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美、英等西方國家領導人紛紛表態，反對中共強推惡法。但是默克爾不發一語，反而聲稱維持與中共的合作，說「這對歐盟而言具有重大戰略利益」。
前不久，輪值美國主辦今年的G7領導人峰會。川普邀請各國首腦，前往美國商談重振經濟。但默克爾明確表示不參加，似乎站在了中共的一邊。
還有一點，美國一再警告歐洲，不要使用華為的設備和服務，但是默克爾一直猶豫不定。
這一系列的舉動，不能不讓人捏一把汗。既為默克爾本人擔心，也為德國人民憂慮。如果默克爾真的延續了前兩任總理的親共老路，無論對她本人，還是德國人民，都是一件危險的事。
在天滅中共的時候，病毒虎視眈眈，在盯著每個人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
默克爾，還有不太長的在任時間。這段時間彌足珍貴，在東德長大的她，後面如何走呢？值得關注。
長安街戒嚴
如今中共病毒已經回歸，攻入了中共的老窩，很多網友調侃說「病毒認祖歸宗了」。病毒入侵，讓中共當局很緊張，所以應對措施也是異常嚴厲。但6月16日凌晨，長安街戒嚴，可能不是因為疫情。
原中共海軍航空兵後勤技術部幹部紀卓圖早年被中共強拆致死，遺孀國儷堃長年上訪。她向大紀元記者講述了一段親身經歷。
她說「我今年七十歲，第一次親眼看到特別震憾的一個場面，整個長安街，從公主墳開始，朝天安門方的整個路都給封了。」
中共在長安街戒嚴，是在6月16日凌晨。前一天下午，國儷堃又和其他十多名軍嫂到軍委巡視組所在地北京京海大廈上訪。但是她們遭到保安暴力毆打，昏迷了過去。
後來國儷堃被帶到派出所，關押了三個小時。當天晚上，她與另外3人去醫院看病，直到16日凌晨二三點鍾才往家趕。她看到好多路口都設了卡子，都得繞，「都給封鎖了」。
她說「我從來沒見過，我小時候天安門遊行採排都沒那麼設過卡子，那個大墩子，臨時的。我都沒見過那個樣的，發光的，那大粗墩子全馬路上都是，跟打仗似的。六四的時候我見過，但是這次比六四的情景還嚴重，特可怕，還有武警、特警，還有車。」
國儷堃看到，每個關卡有兩輛警車、兩輛武警的車，以及特警的車，共有六輛車。每個路口至少有6全副武裝的人，都穿著閃光服。
有一個人伸出手臂攔住了國儷堃她們的車，說是停車檢查。國儷堃說「一查我們也老弱病殘的，就說走吧，也沒問我們什麼，什麼都不說。我問他們，人家不說，就說『走吧走吧，趕快走，我們在執行公務』。」
國儷堃說當時的場面太可怕，街上都沒有其它車輛，當時就他們一輛私家車在街上跑。讓人感到可怕，就想著趕緊回家。
她斷言「戒嚴絕對不是因為疫情，是什麼事情不知道，但是肯定有情況」。
我們在多次節目中都說過，中共內鬥已經幾乎公開化了。不知道國儷堃透露的這個情況，是不是與中共內鬥有關。如果是，很可能又要有大事發生了。我們一起看大戲。
有疫苗先給非洲用，免除援非債務
昨天我們還在說，中共在世界各地大撒幣7000多億美金，而中國百姓卻生活艱難，有的在絕望之下走上絕路。中共的做法是寧與友邦，不予家奴。
前天（18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中方承諾「疫苗研發並投入使用後，將率先惠及非洲國家」。
趙立堅的話，明顯是鸚鵡學舌，因為習近平在6月17日晚的「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上已經講過了。
習近平在會上宣布，中方將繼續向非洲國家提供物資援助，「中方承諾，新冠（中共病毒）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願率先惠及非洲國家。」
此外，習近平還宣布，「中方將免除有關非洲國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對華無息貸款債務」。注意，是免除哦！600億美金，不要了。怎麼樣？夠大方吧？中國人用不著這麼多錢，中共高官說了，「吃草都可以挺一年」。
中共作出了表態後，中國網民憤怒了。
有網民質問，「你們到底是非洲人的政府？還是中國人的政府？你們給老百姓的房貸能免點嗎？現在有多少國人因為貸款家破人亡的，真是賣國行為。」
有網民說，「不寒而慄！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原來是黑人啊，黑人是馬列子孫的老祖宗，一定要伺候好。」
還有網民說，「得罪了知識分子，得罪了記者，得罪了印度，得罪了澳大利亞，得罪了西方七國，得罪了全世界，一定要穩定非洲基本盤。不管他是什麼，不然可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
不過也有網友指出，這是中共一石二鳥的計策。「如果成功了，就是收買的籌碼；如果失敗了，那就當小白鼠。」
紐約長島大學經濟學教授、系主任帕諾斯∙莫杜庫塔斯（Panos Mourdoukoutas）表示，中共投資非洲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政治和外交影響力。中共需要非洲在聯合國的投票，並需要在非洲設立軍事哨所。
港版國安法——中共耍流氓的保護傘
就在準備截稿的時候，我打開了郵箱，看到這麼一個郵件。「你好，我是香港的中學生，雖然我年齡小，新聞中有些解說我也聽不懂，但是這個新聞加深了我對時事的認識，了解了更多真相，謝謝你」。
看過這個郵件，說實話，我不是高興，而是傷心了一陣。因為今天閉幕的中共人大常委會公佈了港版國安法的草案內容。雖然會議還沒有表決通過，但看中共殺氣騰騰的樣子，可能不會對香港放鬆控制。
公布的草案內容很長，只簡單說一下。中共將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港首擔任主席。委員會還要設立國安事務顧問，由中共政府指派，會對相關事務提供諮詢意見。
另外，港府對危害國安案件有管轄權，但是必須由港首指定的法官負責處理。同時中共會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駐港國安公署會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
從這些內容來看，中共已經實實在在的控制了香港，絕不是危言聳聽。它說香港特首擔任國安會主席，表面上還是香港人「自治」。但誰都知道，香港特首的人選，都是北京當局指定的，這也是香港人要求真正雙普選的問題根源。
這還不算，中共還在港首之上設立國安事務顧問，為相關事務提供諮詢意見。什麼是相關事務呢？草案沒有說。這就意味著，事情的大與小，決定權是由這個顧問掌控。就是說，港首的處理如果讓北京滿意，那就是小事。如果港首的處理不能讓北京滿意，那就是大事。一個中共指定的港首已經是狼了，現在在狼的身上又騎上一個狽。
大陸有一個笑話。一個男人對人說，「我們家大事都是我說了算，小事挺我老婆的」。人家問他，「你們家什麼是大事，什麼是小事呢？」他說「這個由我太太決定」。
還有，草案說港府對危害國安的案件有管轄權，但必須由港首指定法官處理。這就是明確說，廢除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如果有反抗，駐港國安公署就會認為是「特定情況」，要直接插手處理。
說來說去，中共就是要給香港套上重重枷鎖，奪走香港人所有的自由。這個港版國安法，就是中共的要在香港合法耍流氓的保護傘。
感謝您的收看，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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