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暴動失敗後，中共在一些地區相繼建立了由其控制的蘇維埃政權，這些地區又稱「蘇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地跨贛閩粵三省的「中央蘇區」。
在蘇區，中共利用地痞無賴充當積極分子，「打土豪，分田地」，進行所謂「土地革命」，當地百姓慘遭欺壓蹂躪。
曾在蘇區任紅軍高級將領，後來脫離中共的龔楚回憶這種情形說：「中共打著革命的旗幟，其目的，若從正常的路線來說，是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薰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
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分。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聽，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認為是革命的積極分子，更儘量的吸收到黨裡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嗚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冶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為了。
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
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有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榨勒索的手段。
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而一生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
有一個時期，中共也覺得這種情勢非常嚴重，曾發出：『反貪污、反腐化、反保守報復的農民意識』的指示，在黨內展開思想鬥爭，進行思想教育，企圖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可是，這些流氓地痞的本質太壞，任你如何鬥爭、教育，都無法改過糾正。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
中共掌權，流氓當道，給蘇區百姓帶來了怎樣的劫難？龔楚在他的回憶錄中舉了下面兩個例子。
他說：「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為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三十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為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著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裡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裡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為了什麼，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款。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我聽了他這番訴說，心裡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請他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為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為了這件事不能入睡。」這是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1933年7月。龔楚回憶說：「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裡的龔坊，因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姓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家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了！我的特務員連忙叫她們不要怕，並說我們暫藉此休息片時的，她們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廚房裡去為我們煎茶。特務員借了她們家裡一個舊臉盆，盛了一盆冷水給我洗臉，她們聽到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這位司令員姓什麼？』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這時，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跑來幫她們說情：『她們家裡實在沒有錢了，請司令員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們寡婦孤兒的六條命！』我問這兩個農民：『你們是不是農會會員？』他們回答說：『是的！』『那麼你們為什麼不替她們證明呢？』他們無可奈何的說：『我們也曾經說過兩次，村政府主席說我們袒護自家人，假如再說情，連我們都要受處分呢！』處在這個場面，任你鐵石心腸也要感動，何況我一向是懷著人道主義精神來從事革命的呢？過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農民政策太過火了，但因環境限制，使我無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種種關係，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訴，我對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為了長汀劉醫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難過，現在擺在我眼前又是這樣一幅血淚交流的場面，叫我怎樣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於是，我毅然地答應了替她們想辦法。她們聽了我的話，這才含淚的站起來。不過，這件事，我後來還是沒有辦通，雖然我幾次下決心，必須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將這些實際的情形向黨中央報告，但終於找不到適當的機會，負人負己，慚恨每難自己！」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北上逃竄後，投靠中共的流氓地痞知道來日無多，「有的是竊取公家財物逃出蘇區，有的是擁著嬌妻潛匿深山逃避鬥爭，有的更原形畢露，帶著手槍藉借糧籌款供應紅軍之名，向稍有存糧存款的紅軍家屬搶掠，甚至強姦紅軍家屬婦女。這時，鄉、區政府多數已找不到一個負責人，蘇區社會已陷入無政府的恐怖狀態。這就是最後蘇區的狀況。」龔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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