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保衛局是一九三一年春，中共效仿蘇聯祕密警察「契卡」，在中共蘇區設立的專事政治鎮壓的專政機構。它負有監視全體黨員、人民與所有高級幹部之責。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與處決每一個被認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黨的高級人員，須要報告中央政治局審查議決外，中下級幹部及普通平民的處決，根本不須要任何機關的核准。
據後來脫離中共的紅軍高級將領龔楚在《龔楚回憶錄》中披露，政治保衛局逮捕人民或幹部，大多在夜間，執行時往往不說明理由，第一句話便是：「保衛局請你去問話」。說完便把人帶走，反抗是絕不可能的事。被傳去問話的人，多數是從此失蹤了。失蹤的人絕不會宣布任何罪狀或透露任何消息。
國家政治保衛局就像一條絞索，套在蘇區每一個人民和幹部的頸上，它高興時，可以讓你在圈子內多活幾天，不高興時只要將絞繩收緊，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個恐怖的魔影，時時刻刻跟隨著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終在它的控制之中。
1934年6月中旬，國軍的第五次圍剿令中共軍隊嚴重受挫。在這種形勢下，中共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了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周恩來下令政治保衛局進行大規模整肅，對其不信任的紅軍官兵和老弱病殘進行予以清除。這一時期，被政治保衛局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多達數千人，以至於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
收容所其實就是變相的集中營。到收容所的幹部，經過了所長的登記，便有住、有食，還可在附近行動，但不能離開指定範圍。他們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雖無紅軍駐守，但外圍就不同了，重重疊疊的赤衛軍、少先隊守在路口，沒有蘇維埃政府的路條是不准通行的。
為了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政治保衛局在瑞金北與雲都邊界的大山叢中選擇了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亂石縱橫，荊棘叢生，距離橋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橋上過，就覺得膽戰心寒，恐怖萬狀，這條冷辟的山徑，平日就很少行人，這時已全部封鎖，特別軍事法庭設置好了，並在不遠的山麓，挖了一條大坑，那些在收容所裡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群兩群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但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宣判，因為審訊時，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布：「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說完，便由背著大刀的劊子手，押著犯人到預先挖好的大坑邊，一刀結果了性命，跟著飛起一腳將屍首踢落土坑之中，隨便的扒些坑土將屍體掩蓋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種最慘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後就對他一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進入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為人所發現，「萬人坑」這一恐怖的名詞，始為蘇區以外的人所知，其實區內的人民，早已聞之戰慄了！
《龔楚回憶錄》還披露，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暴動主要領導人、中共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的，林某就是奉政治保衛局之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
這一時期被政治保衛局「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
這些消息傳開後，不但中共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整日被恐怖的氣氛所籠罩。其實，就是在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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