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迎來了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從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長了7.2倍。日本、美國、歐洲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持續到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在這期間，中國周邊原來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新加坡等，也抓住機遇快速發展，實現了經濟起飛。而毛澤東發動的 「文革」，十年間不僅使中國經濟近乎崩潰，更把整個中國拖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政治上，據統計，「文革」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官員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官員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官員有29,885人，占官員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官員被立案審查的達75%。據中共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被判刑的達2.8萬多人。中共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經濟上，「文革」造成中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1977年12月，據時任中共副總理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那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共建政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政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這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1978年2月，時任中共總理華國鋒在中共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化上，「文革」對教科文的摧殘尤其嚴重。無數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遭受浩劫，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受到殘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殺（《科技日報》2008年3月17日）。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億3千多。
「文革」結束時，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咔嚓」（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嚮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
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週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週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萬里擔任安徽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里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田紀云：《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鳳陽縣有個前王生產隊，緊靠津浦鐵路。這個1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復員軍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安徽農村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
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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