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他給紅衛兵代表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吩咐她：「要武嘛。」他的這句話強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文中盛讚紅衛兵的「偉大功勳」，稱「紅衛兵充當了文化革命這場群眾運動衝鋒陷陣的急先鋒」。
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會議上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在毛澤東和官方的暗示慫恿下，以暴力為特徵的大潮頓時在中國大地上洶湧澎湃。
北京一所中學的紅衛兵，在私設的審訊室中，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雪白的牆上書寫了一條標語：
「紅色恐怖萬歲！」
這句標語，為後來「文革」出現的各種野蠻暴力行為提供了註腳。
在「紅色恐怖萬歲」的旗幟下，「文革」期間的各種暴力行為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
在「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的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號聲中，酷刑—魔鬼之手，陰慘恐怖地伸向了被「打倒」對象！
彷彿只在一夜之間，各種名目的「群專指揮部」、「民兵小分隊」、「封閉式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取代了公安、檢察院、法院的招牌。考案組，「牛棚」、私設公堂、私立監獄充斥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
據中共內部統計：在「文革」中僅公安部機關，就有225名幹部、工人被打成「特務」，「叛徒」、「反革命」，47人被捕入獄．部長級幹部，除謝富治與另一名兼職副部長以外，全數被逮捕、關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級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幹警，遭受打擊迫害者達34,400多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者1100多人，打傷致殘者3600多人!
地方情況僅以陝西省為例，1968年4月起僅幾個月，全省先後有261個公安機關、111個檢察院、61個法院和法庭被砸，被搶走檔案141,250卷，槍枝5800多支，子彈50,000多發，有11個法院財產被搶一空。
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下發了《公安六條》公告，在全國城鄉到處張貼，其中家喻戶曉最著名的規定是：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祕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丈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原空軍某軍副軍長趙登程，在「文革」中任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中央專案組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負責人。在他負責國防科委工作時，在下屬9院211廠製造了反革命集團案9個，反革命組織78個，井成立了相應的專案組。在製造假案過程中，私設監獄40餘處，自製手銬200餘副，先後關押2000多人，連同受牽連的人在內；共有4000多人受到迫害．他們大搞逼供信，誰打人越狠，就說明誰「無產階級感情越深厚」，相反，則是「右傾」，「對敵人恨不起來」，酷刑之下，59人喪命，致傷致殘達200多人。
原瀋陽醫學院，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殘酷打擊迫害知識分子，製造假案，私設公堂，打死和迫害致死19人，逼瘋多人。令人髮指的是，他們把有的人逼死後，竟慘無人道地將死者肢解作「標本」。
作家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記》中曾描述說：「到66年8月，革命就由陰慘慘變為血淋淋了。丟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條『屍首』，有人說還投斷氣呢，就拉到火葬場去了。大孩子告訴我，他們高中那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台上抱著死屍跳舞——他乾脆跳了樓．那陣子，對許多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一個民族發展到了死比活著還美麗，死比活著還有吸引力。這個民族無疑已經墜入丁滅絕生命的深淵！
嘶嘯不止的「文革」冤魂亡靈，用他們含血夾淚的聲聲怒鳴，控訴著披著「革命」外衣的「紅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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