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喜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陽區窪裡鄉窪邊村，衣食無憂，但並不是很富裕。父親侯榮14歲那年離家外出學手藝，1949後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則憑藉著自己經營，在農村買了幾十畝地，靠地租生活，結果土改時被劃為地主。1959年，侯德喜的父親把全家接到了北京城裡，住在單位的房子裡。
文革開始時，侯德喜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突然有一天，老家村裡來人，給廠裡遞了材料，隨後就把他這個三年級的孩子五花大綁，戴著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書「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窪邊村。和他一起被押送回村的還有我的他母親李淑蘭，他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但是他爸爸卻沒有被帶走。
侯德喜後來回憶說，「父親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媽媽娘家是清河的貧農，媽媽和我們這5個孩子怎麼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後來村裡的人告訴父親，由於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學藝成了工人，脫離了關係，可媽媽和我們5個孩子卻沒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飯，自然就是地主。」
就這樣，儘管侯德喜家沒有一畝地，沒有一個雇工，也沒有剝削過任何人，僅僅因為與大伯沒有「分家」，也匪夷所思的成了地主。實際上侯德喜的大伯在他四歲時就去世了，他根本不記得他長什麼樣。
被押送回老家後的那段時間，侯德喜一家天一亮就得參加生產隊勞動，一直幹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卻比貧下中農少。晚上還要接受勞動改造。
「記得天上的『三星』連成八字的一撇狀時，我們就出發去地裡接受勞動改造，直到凌晨兩三點，『三星』變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時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經常是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除了勞動，我們還經常被綁去參加批鬥大會。我母親經常一綁就是一天，然後是街頭遊行。看到母親被批鬥，我和弟弟總是偷偷地哭。有時想給母親送點吃的，但最終還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糧食，往往只能吃三個月。三個月以後，我們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樹皮充飢。」 侯德喜回憶說。
侯德喜的弟弟侯德富當時20來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那時他什麼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麼時候能夠吃飽飯。有一次村裡組織去一個工地挖沙，三兩的饅頭隨便吃，他一口氣吃下了13個。侯德富想找一個能吃飽飯的工作，但是沒有地方肯招他。一聽說他家成分高，就揮手讓他走開。
這頂地主的高帽子，侯德喜一家戴了13年，為此吃盡了苦頭，直到 1979年才摘掉。摘帽之前，全家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甚至不被允許參加公社組織的大部分活動，連選民證也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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