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外，毛澤東與蔣介石爭天下，曾殺人無數。不僅如此，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他對自己的「同志」也同樣毫無留情，許多與他爭權或敢於挑戰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
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儘管毛已開始在中共黨內斬露頭角，但此時在江西進行軍事割據的他仍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他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當時的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因各種原因趨於尖銳化，毛在江西蘇區剛剛建立的權威因此遭到了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專橫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於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已經取得的權力，為了做江西蘇區的列寧，他巧借「消滅AB團」的名義，發動了一輪對黨內政敵的血腥清洗。
歷史上確有過一個叫「AB團」的反共組織。那是1926年11月8日，蔣介石率中路北伐軍攻克江西省會南昌後，發現江西的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完全被共產黨藉國共合作的名義控制住，當即指示國民黨中央駐南昌的特派員段錫朋組織起一個反共組織，以圖從共產黨手中奪回省、市黨部的控制權，這個組織就叫「AB團」。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後，這個「AB團」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為了製造整肅政敵的理由，以毛為首的總前委把贛西南中共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這場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祕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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