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是中共創建的紅軍當年籌集糧餉的主要方式，說白了就是用暴力剝奪搶占土地所有者的財富，也就是搶劫。
據歷史學者任偉先生在《「打土豪」：紅軍早期糧食的獲取及其困境》一文中介紹，通常情況下，紅軍「打土豪」的方式是先占據縣城，然後以連為單位，把部隊分散成若干小分隊，再派駐到各鄉村去「打土豪」，籌集錢財。
1931年初，紅十二軍在閩西一帶籌款，時任連指導員的張南生是「打土豪」的主要負責人，他在日記裡詳細記載了這一段時間他「打土豪」的過程：1931年1月14日，他帶領連隊先是在江西上西捉到土豪三名，沒收銀器2斤，光洋9元；15日，轉往山頭一帶，捉了一名土豪；16日，殺土豪的一頭豬，與二百左右群眾分食；17日，分發土豪的穀子和財物。
但紅軍下鄉，並不是每次都能捉到土豪，很多人都提前逃跑了。針對這種情況，紅軍的對策是「貼條子」。何謂「貼條子」？就是以房產為質押，逼迫土豪交錢。具體做法就是先估量豪紳房屋的價額，然後貼一張罰款的單子，限定交款日期，「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威」。陳毅稱這種方法很有效，「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紅四軍軍委委員熊壽祺也稱，紅軍每到一處便「貼滿條子」，要土豪拿錢來，「否則焚屋殺人」。1931年，紅十二軍政治部也規定：「地主走了貼條子威嚇，罰款能得多少就要多少。」張南生「打土豪」期間即在三天時間裡貼了二十餘張條子，計劃收款3,000多元，當時實收款360多元。張預計，工作結束「能收二千元左右」。1月18日，張率連隊轉移到江西南坑、中保等地，到月底，約十天的時間裡，又貼條子三十餘張，計劃收款6,500元，實收款2,200元。可見，即便土豪逃跑，「貼條子」的方法仍能弄到可觀的錢財。
不過，比起「貼條子」，「打土豪」最有效的方式還是捉到土豪本人或其家屬——因性命在紅軍手上，土豪交錢無疑會更積極。張南生的記述表明，綁架土豪，勒索家屬，確實比「貼條子」更有成效。1931年1月30日，張的連隊開往江西田螺，「當即調查了幾個土豪，沒收了一些東西」；31日，捉了兩個土豪，沒收了兩頭牛，開了群眾大會，發了百餘斤肉。2月2日，到排崗宿營，「住了土豪的房子，房子頗闊氣」；26日，到達桐江，「下午即派人到丹溪打土豪」；27日，到石田「貼了條子七、八張」。這一個月中，雖然沒收了幾家土豪的財產，也貼了條子，但總體上收穫並不很大。3月9日，張率隊轉往丹溪；13日，「天沒有亮就起身到川頭和水口，待天亮時即包圍並捉了土豪數名」，「早飯畢，又到案上捉土豪二十多名」；14日，「復出發捉土豪數名」，「大小土豪約捉了三分之二」。兩三日之內，總計捉土豪近百人，如此一來收穫便相當之大。到了15日，有土豪代表來商談，其後交款，「午飯後放了土豪五十六名」；16日，又有土豪代表來接頭，張整天都在處理贖買事宜，忙得「一天沒有一點空」；19日，「所有的土豪一概講好後釋放」，共收款5,150元，得馬五匹。短短三四天，因綁架土豪得力，一個連隊就弄到五千多元，勝過之前一個多月的收入。
為了逼土豪交出財產，紅軍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使用的手段十分殘酷。對於被舉報的地主，若其堅持不承認藏有財物，工作人員又一時查不出來，那麼，突擊審訊便是最後的手段。湘贛蘇區規定，確定某家為地主後，須追究一切藏匿財物。審訊時，對於地主的家裡人，「必須分別訊問，不要弄到一塊」，不如實招供者，「應以嚇詐的手段，弄得他張惶失措，而供起出來」；與此同時，還應組織突擊檢查隊，「利用晚上到地主富農家裡房邊偵察，窺破其行動，如有可疑之點，即突然檢查（特別注意他們晚上埋窖挖窖）」。
「打土豪」中更殘忍的手段是上刑、拷打、驅逐乃至直接殺戮。例如，在湘贛邊界，1928年10月的第二次邊界代表大會不僅決議「厲行赤色恐怖」，應「毫不顧惜的殺戮地主豪紳及其走狗」，而且還專門成立「赤殺隊」，「以五人或七人為一隊，實行黑夜間游擊，造成鄉村中的赤色恐怖」。閩西特委在1929年11月報告稱，在閩西，龍巖、永定兩縣革委會成立後，「日日都有幾十土豪反動份子被農民捆送到前來，致縣政府臨時監守所常有人滿之患」。據不完全統計，僅龍巖、 上杭、永定三縣，就殺土豪「總在四五百人以上」。「現在赤色鄉村中的土豪殺的殺，跑的跑，雖然不敢說完全肅清，然大部肅清是可以說的」。
從地域的角度看，「打土豪」又分兩類，一類是打蘇區內的土豪，將其包圍起來「瓮中捉鱉」；另一類則是組織游擊隊到白區偷襲綁架，將捉來的土豪明碼標價，進而勒索其家屬，威嚇他們攜款贖人。此種行為俗稱「越界吊羊」。據傳「吊羊」之法是井岡山綠林頭目袁文才和王佐傳授給毛澤東的。當蘇區內的土豪幾乎被殺光打盡時，「吊羊」日漸成為「打土豪」的主要方式。
家產被紅軍洗劫一空後，絕大多數地主近乎傾家蕩產，其處境與貧下中農無異，有些甚至還不如貧下中農。1930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員劉作撫報告，贛西南一帶的吉安、贛州等城市被孤立，鄉村四野被赤色政權占據，糧食運不到城市，逃避到城裡的土豪鄉紳常有使自己的老婆女兒賣淫度日。10月間，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也有類似的觀察，他看到蘇區內「地主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日益破產，城市的商店，沒有農民上街，閉門的閉門，搬走的搬走」，在此衰敗的情況下，逃亡地主的生活也頗為悽苦。據其觀察，「吉安，贛州突然增加了幾十萬土劣，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風凜凜的，現在大半在吉安贛州當娼妓，土劣則挑水做工」，有些地主在城市無法謀生計，不得已只能跑回來向蘇維埃自首，「願意將所有家產拿出來，請蘇維埃不殺就是」。1933年11月，毛澤東在江西長岡鄉做調查，發現「過去把富農田地、山林、房屋、耕牛、農具一概沒收了，只分了些壞田、破屋給他們，沒有分山。現富農耕牛、農具需向人租。富農的現款過去『罰』的也有，現在『罰』的也有，無所謂捐。現在富農家況比雇農差」。
儘管土豪已傾家蕩產，境遇淒涼，但中共並未就此放過他們。中共在紅軍時代的政策並不限於打擊與削弱地主，而是要完全消滅，使其不復存在。1934年1月，毛澤東談到制裁剝削份子的政策，稱「第一件是拒絕他們於政權之外」；「第二件，是剝奪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與革命法庭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可以說，在蘇區內，地主土豪基本上沒有活路。
土豪的財產被剝奪完畢後，各種勞役又加諸其身。同年5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博古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為著革命戰爭的需要，一切的負擔主要是加在地主富農的身上，應該對他們實行強迫勞動，強迫他們幫助紅軍家屬耕田，強迫他們擔負各種勞役！」江西蘇區後來便將地主土豪「編入永久的勞役隊」，沒收全部家產，並將其家屬驅逐出境。湘贛蘇區也執行了類似的政策。據中共湘贛省委報告，命令一下達，「群眾就自動的驅逐起來」，部分地區的黨組織非常激進，在驅逐過程中，「甚至有把十六歲以上卅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了」，引起極大的恐慌。
持續的「打土豪」政策，也導致了中共統治下的蘇區經濟的凋敝。因為在「打土豪」的過程中，有產者紛紛逃離，留下的百姓因為害怕被劃為富農，生產活動嚴重受挫。1932年4月，福建蘇區就指出，一方面，過去亂打土豪與富農，結果導致商人、富農把資本埋藏或帶到白區去，使得蘇區商業停頓；另一方面，農民也不去努力提高生產，因害怕與富農有牽扯，過去的養雞、養鴨、養豬等副業，都棄之不顧。同年5月，江西蘇區也報告稱，因為財政的唯一來源就是「打土豪」，沒有稅收及發展經濟的政策，所以打完真正的土豪後，為籌集糧食，便難免侵犯中農甚至貧農，到後來便生發出「有錢多的就是富農」的解釋。可見，「打土豪」一方面摧毀了原本的經濟秩序，致使生產陷入混亂；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產生出一種導向，即將有產者置於「革命的對立面」，這種將「富裕」與「反革命」相連的傾向，無疑從根本上削弱了人們「生產致富」的熱情。
從上述種種事實來看，所謂紅軍不就是打著革命旗號的新式土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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