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先後任中共冀中人民自衛軍司令員、冀中軍區司令員兼八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員的呂正操率領中共軍隊開進太行山地區，這期間來自美國的雷震遠神父恰好也在這裡傳道和幫助國軍作戰時醫療工作，並曾一度任河北省安國縣代理縣長，與呂正操打過多次交道，親歷了他領導下的中共軍隊，如何打著抗日的旗號，不斷用強盜手段擴充實力，並推行紅色恐怖的真實情景，並於日後根據這段見聞寫成了《內在的敵人》一書。
用他在書中的話講：「共產黨的占領，比中國人所嘗受到的日本人的屠殺和掠劫還更為殘酷可怕」，「日本侵略者的殘忍是愚蠢而無意識的，中國共產黨的殘忍是荒淫而陰險的，他們以保護人民利益為藉口，實際則是殘暴不仁。共產黨的罪惡千百倍於日本人，這幾年間我都飽嘗到了。」以下便是雷震遠神父在《內在的敵人》中講述的一些親身經歷。
1937年9月，面臨不斷逼近的日寇，河北省安國縣政府奉命撤離當地。24日，深受安國縣民眾信任的天主教雷震遠神父被推舉為該縣代理縣長。第二天，在他的領導下很快組織起了一個行政委員會，開始代行政府職能。這之後不久，呂正操率領的中共黨軍隊便開到了安國縣。
呂正操剛到安國時，手下只有一千多人，但一年後就迅速擴展到十萬人。要擴充勢力自然離不開弄錢弄槍，那麼，呂正操是怎樣弄到錢和槍的呢？手段一是勒索，再就是欺詐。
雷震遠神父回憶說，呂正操到安國後很快約見了他，不但招待他吃了一頓晚飯，並竭力挽留他繼續代理縣長。那天晚上當他離開呂正操的司令部時，他滿懷著希望，覺得他們能夠真正共同合作。但他的樂觀情緒不久就雲消霧散了。
三天之後，呂正操把雷震遠神父領導下的安國縣臨時委員會的三名重要委員一併逮捕了起來。他把雷震遠神父請到司令部，直截了當地說，「我需要兩百枝來福槍和兩萬塊銀元，如果明晚八點鐘前後不到的話，你的朋友們便要被槍決」。
雷震遠神父曉得如果與呂正操爭辯只會耗費時間，於是他連忙深夜派專人到各處送信，要求當地民眾把手裡藏有的槍枝交出來，以贖救這三個人的性命。但戰亂時人民寧願要槍而不願要錢，自然都不願交出來，銀元倒還容易蒐集些。結果到了第二天四點鐘──距離限期還有四小時──雷震遠神父只收集到一萬銀元和七十枝來福槍，他只好與呂正操蹉商，「老百姓都窮得很。我們又在打仗。我們都是同舟共濟的人。你能不能把這些收下，不再追索欠數──並把那三個人放出呢」？但呂正操全無商討餘地，他答覆說：「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你必須把我要求的數量全部繳齊，否則槍斃你的朋友」。
最後，在雷震遠神父的要求下，呂正操同意把交槍交錢的時間延後到夜半。雷震遠神父只好再拚命各方奔跑，別人也幫忙蒐集。到了夜間十一點，他們終於把二百枝來福槍和兩萬塊錢都湊齊了。呂正操收下現洋後假惺惺地說，「我到過許多縣，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像貴縣老百姓這樣愛國，情願送給我兩百枝槍和兩萬塊銀元」。明明是變相「勒索」，卻被說成是「情願」！但在盛大炫耀的場面下，那三個人還是被釋放了。
不想，第二天呂正操又弄出一套新花樣。他發布了一張通告，告訴全城和全縣人民說，人民所交進的槍枝和銀元並不是他們的債務，這筆帳應該由那被釋的三個人償還，他們應該以同量的槍枝和銀元，繳存縣庫來償付人民。其實這三位委員是自動為縣民服務而不是為個人工作而被捕的，但共產黨卻不管這項事實。任何抗議都是沒用的，那樣只有使他們再遭逮捕。這三個人只好再設法籌集兩萬塊錢和兩百枝槍交給呂正操。
雷震遠神父說，當共產黨剛剛到達並在努力爭取人民的好印象時，他們經常在強調抗日救國的決心。他們要求人民繳納超過正稅的攤費，作為「戰費」以「協助政府」。許多有錢的人為討好他們便捐出金錢，若干守法的農民也常在重大犧牲下捐出款項。誰知，共產黨卻以此為理由對他們狠下毒手。
一次，他們把一位已經捐獻五十銀元「協助政府」的富人請到。「你很有錢」，一位共產黨官員對他說，並用嚴厲的眼光盯住他。「你向政府捐獻五十塊錢還不夠。你現在還要捐幾枝槍。明天早晨帶十枝來」。他在命令上註明時間蓋上官印。
由於共產黨的鼓勵，當時槍枝黑市很活躍，在星期一僅值五十塊錢的來福槍，到星期二便漲價了。於是，當這個人在最後購齊應繳的槍數時，他已經耗用了全部財產。
罰繳槍枝越來越多，已受處罰的人還會受到更多次的處罰。那位在初次罰繳十枝來福槍的人，在那次沒受槍決也沒遭監禁，但當他剛剛喘過一口氣以後，他又會再遭逮捕，再罰繳十枝來福槍。這次購買十枝來福槍較上次更加困難，耗用的財產也較上次更多。這次他看清了，他只是用槍來買到一段生存的期間，他唯有再等候第三次的逮捕和第三次的罰繳槍枝。
共產黨就是這樣靠著勒索欺詐蒐集到民間所有的武器和金錢，迅速壯大了自己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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