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節目我們再次邀請作家韓秀。上一期採訪發布後引發很大的反響，韓秀的經歷打動了很多觀眾，也讓許多人好奇聽到更多她的故事。上期節目中我們談到韓秀在滯留中國30年後，於1978年回到了美國，回美後她在國務院工作教授中文，而80年代她又以美國外交官夫人的身分重返北京，在北京居住了3年。
1990年她出版了自傳體小說《折射》，自此開啟了筆耕生涯，迄今已經出版了五十多本書。近幾年她開始發表藝術家傳記系列，介紹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巨匠。今天我們邀請韓秀來分享更多她的故事。韓秀您好，很高興再次請您上節目。
與30年前把我從美國帶到中國的先生奇蹟般重逢
主持人：好的，謝謝韓秀。韓秀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就從您回美國以後說起。您當時回美國以後就直接先去了國務院，然後我覺得特別讓我驚訝的故事，就是您在國務院當開始要去教中文的時候，面試的時候居然和30年前把您從美國帶到中國的那個Sweft先生奇蹟般地重逢。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這個故事。
韓秀：這事情是很有意思，我1978年年初回到華盛頓，一方面是看病，一方面是拚命地攻英文，一個半月的時間我也基本上就通了，可以說、可以做事、可以跟人聯絡，這都沒有問題了。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國務院中國科就有一位先生很鄭重地告訴我，他說你到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去教中文，好不好？我說好，我說很好，這沒問題。然後他說這個院長先生He must hire you；說他一定，必須要請你去擔任這份工作。
我當時英文的程度，還是讓我吃了一驚，must，他一定他一定必須，他必須用我，世界上哪裡有這種事情。但是我還是去了，就很規矩的，就規規矩矩地就到了院長辦公室，然後看到門口的那個牌子說是這個裡邊是Dr. Sweft，他是這個外交學院的院長。所以我就很規矩的被祕書領到他面前。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說good morning Dr. Sweft這樣。這老先生西裝筆挺，戴著金絲眼鏡，他就看著我，一直看著我，然後他就把那眼鏡摘下來，就淚流滿面了。
哎呀！我心裡頭大吃一驚，我說糟糕，我說這個英文的發音真有問題嗎？怎麼會讓老先生這麼難過。
那個老先生就說話了，他說30年前1948年，我從曼哈頓接了妳，然後帶著妳到Washington拿了你的第一本美國護照，然後帶著妳坐火車到舊金山，再從舊金山登上軍艦，抵達上海的時候是1948年的9月19號，是妳的2歲生日那一天。在船上，在火車上，你可是叫我Daddy的。
我一下呆住了。我的外婆告訴我有這樣一對美國夫妻，也知道他們的父親就是非常著名的胡本德牧師，也就是Dr. Sweft的岳父。可是Dr. 跟Mrs. Sweft這個名字我並不熟悉，我不知道，所以當時就呆呆地。當時一句話都講不出來，我也就不知道要怎麼辦了。Dr. Sweft就說我看到了妳。現在我知道為什麼美國國務院中國科說I must hire you.Yes, I must hire you.
在外交學院教書 讓學生了解中國是巨大的問題
那麼我在外交學院教書，這個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因為我們這個課程是語言課程，所有的學生都是外交官，或者是國務院的外交官，或者是國防部的武官。
他們都要派駐到講中文的地方去，對於我來講，講老實話，這是教學相長的一個過程。我的學生他們都是成年人，而且他們都學富五車，都有很多的知識。我們的這個課室又非常的小，這是這種非常密集的中文的訓練，學生不會超過3個人，最多3個人，所以都是面對面的這樣。
學生在課室裡頭念5個鐘頭的書，然後回到家裡頭還得聽3個鐘頭的錄音帶，第二天再接著來。在外交學院的這種密集的訓練，他是為外交官準備的。
所以這些外交官這一年裡頭什麼事兒都不用做，就是學語言。然後第二年還要到台北陽明山上，還是同樣的美國外交學院，再去學一年。因為中文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語言，像中文、俄文、阿拉伯文、希伯來、韓文、日文這些都是需要2年的時間，有些語言比較簡單一點的，時間就比較短。
那麼我在跟他們教書的這個過程當中，不是只是你好、再見，還有一些外交辭令，也有很多跟社會有關係的詞語。
尤其是因為是我的關係，寫進去的就非常的新，那對於學生來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在跟學生接觸當中，他們的詞彙越來越多，我們所談的事情也就越來越多。
他們想不想知道中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個時候因為我進入美國外交學院教書的時候是1978年4月，那個時候距離建交還有將近10個月的時間。所以這中間仍然是在一個未知的狀態，所以學生們就會有很多的問題提出來，那我也儘量地回答他們的問題，同時我也從他們那兒得到很多的學習。
在外交學院教書，會不會讓比較多的學生了解中國，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呢？他們都讀了太多的書，有很多書是左派寫的。那他們看了這些書，他們也就受到影響。有很多人就覺得我所談的事情可能只發生在我身上，只因為我的父親是美國的軍人。
學生不相信我的經歷 交流非常辛苦
而且只因為我的父親在40年代的時候是在中國任職，所以才會有這麼一系列的問題。並不是每個中國人的狀況都會那麼慘，或者是每一個其他的美國人的情況也會那麼慘。所以他們對中國這個制度第一是不了解，第二是不知道這個制度會殘酷到怎麼樣的一個程度。
我講過很多，比方說美國記者Michael Weisskopf，他是非常有名的《華盛頓郵報》的記者。當時他不是在外交學院學中文，因為他自己原來已經在耶魯有非常好的中文基礎，他需要的是加強。
而且他希望在他派駐北京之前的這6個月裡頭，他能夠加強他的中文，這是一個非常頑強的新聞記者。他到我那兒是晚上，一個禮拜2次，2個晚上，每個晚上3個鐘頭。3個鐘頭的中文的一對一的密集的訓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他常常跟我談了1個鐘頭以後，他要做伏地挺身，地板上做伏地挺身，才能夠讓自己精神回來，再繼續繼續攻，他是這樣一個人。我跟他講的事情90%他都不相信。
他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怎麼會弄成這個德行，這是不可能的。他說但是不要緊，你教我，我就聽著，反正我很快就要到中國去了，我自己可以驗證。我說沒問題，你自己可以驗證，這絕對是最好的辦法，實踐、經驗會給你更多的機會了解中國。
到了北京沒幾天，他就通過外交郵袋就寄了一封信來，他說Teresa妳是對的。怎麼回事呢？那個時候，那應該是1982到1983之間。
美國記者到北京被打 終於了解共產黨的中國
他就上街了，一到北京就上街了，而82、83年在中國大陸正是嚴管、嚴打的時間，到處都在槍斃人，到處都有那個布告，布告上有人的名字，然後用紅筆劃叉，就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那種。
那街上有很多上訪的人呀，他們到了這個中國政府的上訪辦公室說明情況，上訪辦公室就把他們……這就是好好好，你把這東西留下，你就走吧，我們研究研究，什麼諸如此類的。當然以後就是石沉大海，什麼消息都沒有。
所以這些上訪的人們就在街上，把他那個狀子就放在他面前，不管誰問他要一份，他都馬上遞給人家。Michael一看這情形，他說嘿，這我可要留意了。所以他就彎下身來跟一位上訪的老先生說話，說一下那老先生就遞了一張紙給他，那個後邊兒的那個武警拿著那警棍照著他頭上就打下去了。
他倒下去的時候運氣真好，這旁邊有一位英國的《路透社》記者，離他很近，兩個人互相都認識，所以那位《路透社》記者就馬上把他攙起來，然後把他送到美國大使館。因為不敢去中國的醫院，怕在中國的醫院裡頭萬一出什麼事更不得了，對不對？
所以把他送到美國大使館，我們大使館有醫生，我們的醫生就把他救過來，給他最好的治療。之後他就恢復了，恢復了以後他寫的第一封信就是給我，他說我親身感受到了……
主持人：就是親身感受到了共產中國的鐵拳，不是過去的五千年文明古國了，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共產中國了。
韓秀：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這個有很多事情是要他們親身經歷、親眼目睹，然後他們才會覺得：喔！那是可能的、那是可能發生的。其實那個時候那個武警看見他，也知道他是一個外國人，因為他確確實實是一個外國人、一個美國人，所以二話不說就一棍打下去，他們沒覺得有什麼問題，而是你外國人你不要干涉我們內政嘛，對不對？這個拿一份這個上訪的東西，那當然也是內政。
這位記者調查一胎化上了黑名單 最後成中國通
主持人：那後來他在中國還繼續做採訪嗎？
韓秀：繼續做採訪。他最大的一個成就，是關於一胎化的這個嚴重的這個對女人的迫害，以及殺掉的這些女嬰的這些狀況。所以後來他就上了這個中國政府的黑名單，中國政府不准他進出了。
主持人：所以當時您教他中文的時候，也教他怎麼去解讀中共那種文字背後的真實的含義，對不對？
韓秀：那是特別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詞語，你比方說「計劃」，什麼是計劃？什麼是「我們研究研究」這什麼意思？這意思就是「你請便吧，我們根本不管你的事情。」所以你很多……還有更不用說是政治術語。
什麼多少次的這個黨代會，然後他們做出來的什麼什麼決議，這些決議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東西；還有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所清算的對象都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他從我這兒知道很多關於反右這個事情，還有鎮反，還有這三反、五反。當然文革這更不用說了，文革十年。所以這中間的這種武鬥啊，還有這其他的這路線的鬥爭啊、意識形態的鬥爭啊，這些東西、這些詞語他都掌握的不錯。但是掌握跟解讀這個也需要經驗，所以他到了中國之後，他慢慢的他就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通」了。
為《國家地理》雜誌辨別新疆照片真偽 沒一張可用
主持人：說到新疆，因為上次節目中我們也談到就是您在新疆，就是您在新疆是生活了9年，所以對新疆其實是非常了解的。後來您回到美國以後，有一次《國家地理》雜誌就請您去辨別新疆照片的真偽，我覺得那樣的經歷也是非常難得可貴的。
韓秀：是，那也是一種這個互通有無。National Geographic是非常非常偉大的雜誌。這是1980年那一年，據National Geographic的負責人葛先生跟我說呢，他說他也是等了好久才得到這個機會。這個Dr.Sweft是院長，那麼我這個中文系的系主任呢是Dr. Yates，我們叫他羿博士，羿博士他儘量的擋住，要不然的話我就太忙了，生活就太緊張，工作就太辛苦。
這個《國家地理》雜誌當時他們正在編輯一本大書叫做《走進中國》，「Journey into China」。這個《走進中國》裡面有一章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重點部分就是新疆。可是《國家地理》雜誌的記者沒有辦法走進去，因為中國政府不給他們這個旅行許可，所以不准他們進去。其中有一位攝影家，他是在尼泊爾的這個山頭上，尼泊爾和中國的這個邊界上，他在那個邊界線的尼泊爾這一邊呢，用長鏡頭拍了一張這個柯爾克孜男子在這個山跟沙漠的這之間，一個人，地上有個小地毯，有一個淨手的、淨臉的這個水壺，然後他在那兒做拜拜，向著麥加的方向做拜拜。其它的照片是從其它的途徑提供來的。
我到了以後呢，他們就告訴我說那張大桌子是你的，那桌子上的文件袋裡頭都是照片。他說請你看一看，然後不能用的呢，放在右邊的這個籃子裡，這個籃子也是做得非常結實，非常好，對保護照片有很好的作用。那左手那邊就是可以用的。你覺得這是真實的反映了新疆的這個狀況的這樣的照片，你就放在左手邊。我說好好好，我就拿，抽出來就看。
1980年，34歲的我，而且是到了美國以後，是在這個自由的空氣裡邊兒，真的是大有長進的這麼一個人。就那個照片我就想辨別真偽應該不難嘛。一拿出來一看，一看什麼什麼這個解放軍呀、什麼革命委員會呀，什麼給維吾爾人送這個紅寶書什麼，這都什麼？誰跟誰呀？我看那個我覺得太可笑了，真是一張一張的都丟在右邊兒。
我的行動讓在裡邊工作的很多專家，因為我們都是晚上，都是各行各業的好漢們，大家聚集在一起，幫《國家地理》雜誌做這本書，所以大家都看著我，看著我。心裡想，你在做什麼啊？我就丟得很自然，就一直丟一直丟。結果就有人問我了，說你怎麼看了半天了，他們都笑眯眯的，都非常和氣說，連一張可用的都沒有啊？我說沒有。
新華社提供的圖片 全是假的
我說我沒看見一張像樣的。然後我就把這個東西都丟進去以後，然後我還得把它再放回那個口袋兒，對不對？在這個口袋上頭我就寫下，這就「不可用」。然後我寫完了以後，我看底下一個特小的字，x i n h u a，那是什麼？
主持人：新華。
韓秀：新華社。新華社提供的。當然！當然「不可用」，是不是！
主持人：全是假的。
韓秀：尤其是那個時候，1980年。太可笑了。結果祕書小姐拿了我的這個支票，給我這個鐘點費，很多很多錢，我當時就是覺得很受不了。然後也告訴我說第二天呢，這葛先生希望我能夠解釋一下，這個為什麼這些照片不能用。我說沒問題。所以第二天我就跟羿博士說，我說我可能晚上我得去《國家地理》雜誌，他說沒問題！沒問題！你早一點走，這個上下班時間還比較擁擠，所以你就坐地鐵什麼，你平平安安的去，這樣子，所以我就去了。
果不其然，那是一個像會議室一樣的地方，每一張照片都放到一面牆這麼大，上面有很多格子，那是非常專業。所以我就告訴他們說，你們看這個，這不是紅寶書嗎？你看那個桌子上堆的都是那個《毛選》，都是紅皮兒的那大本兒。我說維吾爾人並不要那個，他們喜歡那「語錄」書，為什麼那語錄好呢？因為那個大小，正好可以捲一根莫合煙。而且那個紙是字典紙，捲莫合煙特別便利，所以他們都舉手說我要那個東西，語錄。所以那個語錄發送得非常快。之後他們就都把那個紙一張張撕下來，然後捲莫合煙用。我說這個跟那個紅寶書受到熱烈歡迎是兩回事兒，大家就一直笑一直笑。
然後還有那阿訇，就是這個穆斯林的阿訇，什麼帶著大家……什麼意思，就表示說新疆有宗教自由，這個阿訇帶著老百姓啊，在那兒做祈禱。那個照片放大了那個格子以後，他那個阿訇的那個袍子裡邊那個領子就出來，那領子上頭有那個紅領章，然後他那個袍子他就手舉起來，就做祈禱的動作的時候，他那個袖子垂下來，裡邊就是綠色軍裝的那個袖子。根本是軍人嘛，那不是騙人，那不胡扯嗎？所以大家都笑，大家都笑。
然後還有那些什麼載歌載舞，我說載歌載舞，那個維吾爾人是生來就會唱歌，生來就會跳舞，只要他會走路的孩子，就會跳舞的這麼樣的一個可愛的民族。可是那個舞蹈的那個動作是什麼呢？就是那忠字舞，忠字舞。我說這個忠字舞跟維吾爾人的曼妙的舞蹈之間沒有任何的關係。他們就問說那些維吾爾人哪兒找來的？我說不是有東方歌舞團嗎？不是有文工團嗎？不是有這個各種各樣的機構嘛，就從裡面找人，他們跳的是忠字舞，不是維吾爾民族的舞蹈。大家就沒有話說了。
但是最後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關於樓蘭遺址。因為這本書我們要負責的那一章是〈絲綢之路〉。樓蘭是一個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它在大沙漠的東側。但是那張照片上根本就是在這個大沙漠腹地，這個大沙漠腹地，所有的那種用木頭架起來的，當駱駝隊或者是行人、旅人走過的時候，可以遮擋風暴的這麼樣的一個東西，它跟那個樓蘭的古遺址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我很難找到一個根據說它是新的東西。
那個時候在Smithsonian工作的瑪蓮娜，她是一個中東方面的藝術史的專家，她也是一個對於中東的這些古董也特別有研究的一位專家。所以她就說了，她說這些照片上邊的這些器具都太新鮮，這個顏色也不對。而且到現在為止，世界考古界沒有任何人知道樓蘭遺址到底是什麼樣子。所以他說這個是樓蘭，這個我們沒有辦法相信。然後我就在那個照片上頭尋找，我要找到一個現代的東西。一個現代的東西，能夠證明這個東西、整個兒的這個所謂遺址並非古代的。
鐵絲、木頭、繩子這些東西，它在沙地上都會有影子出現，都會有影子出現，但是中間有一段地方那個沒有影子，而且放大了以後在陽光下燦爛不已。那個東西是什麼？是尼龍繩。尼龍繩兒是最新的，對不對？因為鐵絲老早就有，木頭也老早就有，對不對？這些還有繩、麻繩這種東西都是人類都是用了很久很久的東西，所以你不能說它們是現代的，但是尼龍繩這絕對是現代的東西。
幫助美國人了解共產黨的中國
主持人：所以我覺得您這個新疆照片的故事，就是讓我覺得說，其實您在這個國務院系統裡面，是開啟他們對中國的這種真相的了解。因為那時候，1978年吧，1979年、1980年剛剛開始建交，所以很多人對中國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韓秀：完全不知。
主持人：那後來您就是還去北京待了3年，就在使館教他們中文，也教他們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您覺得對他們在中國的外交活動，有什麼樣的幫助？有什麼樣的影響？
韓秀：非常艱難、非常艱難，這個溝通非常艱難，文化差異太大。比方說美國外交官到外交部去，有人接待他，談事情。談事情以後，他也很客氣的把名片遞過去，然後就請問人家對方尊姓大名，他以後方便聯絡或者怎麼樣。對方常常說：都一樣。這什麼話？那就是說你找誰都一樣，反正我們都是同一個口徑對付你就是。
所以有學生回來，跑回來問我說這個都一樣，這先生姓都嗎？我說不是，我說他不是姓都。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口徑一致，你不管找哪一位，回答都是一樣的。我想他們的狀況是這個樣子，因為他們也知道對面是鐵板一塊，對不對？
儘一切可能，儘一切可能把美國政府的看法、意見告訴中國方面，能做的儘量做，也就是如此。但是其中很多人，後來都派駐其它國家擔任大使，或者擔任重要的職務，而且對中國問題的決策和徵求意見這個方面、資訊方面，他們都有貢獻，他們都有很多貢獻。
美國人對中共最大的誤解：仍抱有幻想
主持人：是，所以就是您在這麼多年跟外交官，還有很多跟中國打交道的美國人，跟他們接觸中，您覺得他們對中國，或者中共最大的誤解是什麼呢？
韓秀：最大的誤解常常是抱有幻想。人之初，性本善，對不對？我們也這麼說，這個美國人通常是把別人看作好人，不會想到、不會覺得人之初，性本惡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對於這個國家的制度，比方說蘇聯，其實這裡頭就是一個很長的時間裡頭，特別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對蘇聯的了解，遠遠多於美國對中共的了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的誕生是1949年的事情，比蘇聯的誕生晚了30年，然後也沒有直接的衝突過，對不對？美國跟蘇聯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所謂的是同盟軍，但是事實上有很多的不同點。那麼對於蘇聯這個制度，美國的了解是深入得多的。49年以後的中共基本上就是鐵板一塊，你也沒有外交關係，你什麼都沒有，外交關係要到79年，那是30年之後。這30年裡頭，它們到底都在幹些什麼。你就是從韓戰能夠看到蛛絲馬跡，你也看不太清楚。
在中越這個問題上，這個就更不用說了。中國曾經支持越南，跟美國打仗。之後中共直接就參與進去了。我在新疆的那個時候，中共陷入越南這個戰爭是非常非常深的。在新疆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尤其是周圍那麼多的勞改隊友，那麼多人曾經是，已經在中共治理下，已經吃了不少苦的人。
那時候很多人都恨不得美國打進來才好。所以這個想法是非常強烈的，真是這樣一種態度。可是美國從在越南的這一段，在韓國的這一段，都沒有能夠徹底的了解中共到底是怎麼樣的治理它自己的百姓的。對於這一切這個隔膜實在是太深太深了。所以我自己的辦法是我現身說法，我看到的、我知道的、我了解的，我儘可能的讓我的學生們也能夠知道。他們能不能夠徹底的了解以及他們怎麼樣能夠去運用這個知識，那要他們自己的感悟。
到台灣出書 那裡中國傳統文化保存得非常好
主持人：那還有一點時間，韓秀，最後再問您一個問題就是跟台灣相關的問題。就是您經常去台灣，就是在去北京之前在台灣那邊待了一年，後來又因為書展什麼經常去台灣。跟台灣這個緣分很大，我就想問一下您在台灣最大的感受是什麼？然後跟大陸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韓秀：自由，出版自由、創作自由，這是台灣書展的巨大特色。台灣最重要的是自由和民主。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然後台灣人對於自由的這個感受就像對於空氣的感受一樣。所以這個自由和民主的這個環境，就使得台灣的文學發展得很快，也使得台灣出版界非常活躍、非常活躍。那麼就有台北書展的誕生。
那我每年出書，我常常出書，我當然要回台灣去看書展，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台灣的朋友們跟我的接觸，我們所談的東西都是普通的事情。沒有什麼過往的創傷、也沒有什麼政治運動，什麼這些、那些都沒有。所以大家談的是衣食住行，談的是文學，這事情當然舒服多了，這個是我這個喜歡台灣。那麼大陸我也是最後一次去是1995年之後再也沒去，那到現在也已經二十多年了，27年了。
主持人：我記得你以前好像有一次在採訪中說，台灣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保存得非常好的地方，是嗎？
韓秀：對，沒錯。最少這個正體字還在呀、傳統文化還在啊。新鮮的東西他們接受得非常之快，因為他們沒有那個鐵幕。所以西方的思潮，政治的也好、經濟的也好、文化的思潮都湧進台灣，台灣人有選擇我要還是我不要。沒有一個政府說你一定得做這個，你一定得做那個，沒這回事。所以在這麼樣的一種安定和樂的一個氛圍裡頭，台灣這個社會當然是健康。
主持人：所以就是您在台灣您覺得跟大陸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還是說方方面面全都不同？
韓秀：最大的不同，我想這個最根本的不同是待人處事的方式不同。在台灣多半的人都有信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可能，甚至法輪功都是自自然然的事情。所以他這個人心非常善良，人跟人之間多半都會替人著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大家都好像在血脈裡的，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你看大陸的人，經過了這麼多的政治運動之後，他們有提防之心，他們小心、他們艱難。他們很難信任，真正百分之百的信任一個人，甚至一個陌生人。
我站在台北街頭，如果我在那東張西望一定有一個當地的男人或者女人會來問我，您要去哪兒？我給您帶一個路吧。他會覺得我丟了，走丟了，我需要人幫個忙。所以你在台灣你每天都能碰到這種事。我咳嗽，走到一個藥房去買一點咳嗽藥。那個藥房的小姐會說，你不但是要服這個咳嗽藥，你要到隔壁的那個茶鋪去。你到那個茶坊去點一壺什麼什麼茶，你把那個茶一壺茶好好的喝下去，然後出一點汗，你才能夠解決你的問題。這是她關心你，不是說我買了藥我就走了就可以了。她不，她還告訴你不成，你這樣子不行，你做這個你得弄那個。她這種關心，我是個陌生人，我從華盛頓來的根本……雖然我講一口京片子，可是問題是我並不熟悉那個當地的地方，更不熟悉台灣的藥。
所以她告訴我，而且告訴我應該去喝一壺什麼茶，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很多。我從書展背了一包書，正好放在那書桌上一邊翻書一邊請人家給我那一壺茶。喝完了以後，果真好很多。真的是這種好事我每天都碰到，更不要說我們在高雄3年，那真是陽光明媚的3年，那真的是好得不得了。所以那3年跟在北京的那個艱難的3年，那不可同日而語。
主持人：好，韓秀女士非常感謝您今天來給我們做的這個分享，我相信觀眾朋友們會覺得特別精采，而且可能會有很多的共鳴。然後會很期待您下一次上我們節目的這樣的一個更多的對藝術家的解讀，那今天先到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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