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要採訪的嘉賓是一位有著非同尋常經歷的女士，她是中美混血兒，出生在紐約。不到2歲，被帶回中國，這一待就是30年。她成長的歲月正遇上文革，歷經無數磨難，而她衝出中共鐵幕回到美國的經歷，同樣驚心動魄。她是1979年美中建交前後，滯留中國的美國人回到美國的第一人。回到美國12年後，1990年她出版了自傳體小說《折射》，自此開啟了筆耕生涯。
迄今已經出版了50多本書，並榮獲了2020美國總統國家與社會貢獻獎。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作家韓秀來跟我們講述她的故事。
主持人：好的，謝謝韓秀。韓秀我看你的這個書，然後在跟您聊天、說話。您其實在中國，相當於說是32歲的時候才到了美國，到美國以後才開始學習英文，所以實際上可以說中文是您的母語，英文是外文，是吧？
韓秀：可以這麼說，可以這麼說。
主持人：聽您這個一口京腔，您在18歲之前一直在北京，然後山西3年、新疆9年，之後又回到北京2年，這時間線上大概是這樣的，是嗎？
韓秀：對。
主持人：我想就您的這個經歷，如果說詳細說三天三夜都說不完，能不能先跟我們觀眾概括地說一下您在中國的經歷？
黑暗時期的幸存者
韓秀：我想這個事情是比較簡單的，因為像我的這種狀況，在中美兩國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的漫長的歲月裡，這種敵對的關係就使得我基本上在中國的時間，就基本上是一個靶子，就是一個任何人可以隨時隨便攻擊的對象。
上山下鄉這件事情本身，也是因為我拒絕學校黨委的要求，寫一個200字的聲明，表示永遠不會去尋找我的父親，跟他徹底地劃清界限，因為他是所謂中國人民的敵人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所以我理都沒有理。我說我如果不寫怎麼辦呢？他說那你明天就下鄉，所以我就下鄉了。這說起來也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但是因為你提到這一個過程，這就讓我想到，像我這樣一個人，可以說是一個整個黑暗時期的倖存者。
倖存者的記憶不只是在腦袋裡，倖存者的記憶在身體上。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因為山西3年，對於一個17、8歲的女孩，城市女孩子來講，那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盡一切力量做了。
然後到了新疆，那就更不用說了，生活的條件、工作的強度都基本上不是普通的一個正常人能夠承受得起的。所以等到我1978年，我是1967年到1976年在新疆。我返回北京的時候是1976年的春天。1976年的春天，然後就是感覺基本上就是疼痛，除了疼痛，我什麼其它的感覺都沒有。然後就去看醫生，醫生就拍了X光，然後就跟我說，說你有先天性的脊椎裂，你根本不應該上山下鄉的。
這一說，等於是說我這12年都是瞎耽誤工夫，對不對？那根本就不應該上山下鄉，結果我去了，而且去的是真是要命的地方。然後1976年夏天，我就被分配到服裝廠工作。說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返回北京第一件事情是到派出所報戶口，對不對？我就遞上了兵團給我的那些文件，我說我回來了，我報戶口。你知道派出所的那個人說什麼嗎？他說：「唷！你怎麼活著回來了？」
主持人：他都知道你，他都知道你的。
韓秀：他們什麼都知道呀，他說你怎麼活著回來了？我說命大。他就說我想大概也是，然後就給我辦理了手續。然後我說好了，我有了這個手續，我就應該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對不對？他說不是。他說你先去街道辦事處。我說我去街道辦事處幹什麼？他說你到了那兒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去了街道辦事處。到了街道辦事處，你知道那是1976年呀，街道辦事處那大牆上貼了好大的紙，就是把這個街道、這個區域裡頭的所有的可以懷孕的女人的名字都寫在上面。然後就寫出來她們有沒有小孩，她們結婚了沒有，她們有沒有小孩，以及她們是什麼時候有的上一次的例假。
哎呀！我一看這個，我說這跟我沒關係，我單身。你知道那街道辦事處，那小腳偵緝隊說什麼嗎？她說你單身也沒關係，你是適於懷孕生產這個年齡的女人，你都得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們，你也得告訴我們你上一次例假是什麼時候。我說沒有什麼時候，就是現在。他說那是幾天以前開始的，我說2天以前開始。他就真的把我的名字寫上，然後寫上我這個時間，然後他說下個月的時候不要忘記告訴我們。
你要是不告訴我們，我們到你家去問，因為他要百分之一百地貫徹那個一胎化的政策。所以我說那我行了吧，我說我可以走了。他說，哦！我們會給你一個紙，說你已經在我們這兒登記過了，你拿著這個紙再去上山下鄉辦公室。所以我就拿著那張紙，拿著派出所的那我已經上了戶口的那張紙，然後到了這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安置辦公室。一見面，一看我名字，心中都有數了。
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啥都沒有，可是他們都心中有數，腦筋就很清楚。看看我說，你的成分那麼高，然後歲數又這麼大，這國營的地方是不能去了，去一個地方的工廠好不好？挺好的吧，我說挺好的挺好。說你服裝廠怎麼樣，集體廠子行吧？我說行行行，什麼都行，有什麼不行的。我早就知道我該幹嘛，對不對，我只是需要有那麼一個單位。我需要那個單位幫助我，拿回我的出生紙和我小時候的美國護照，我該回家了。我跟你們這兒耗什麼，對不對？所以他讓我去什麼廠子我都去。
主持人：您說到這兒，我覺得這個有點像電影的這樣一個開場白，然後我們就開始倒敘，就因為您剛才說的很多詞兒，別說美國人了，很多中國人可能都不明白。沒在中國大陸長大的華人，像臺灣的華人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您這個故事太多，我都不知道從何問起。我就先這樣，我就先想稍微的跟觀眾朋友說一下，因為您剛才提到在插隊之前，去山西插隊之前有這麼一個緣故，是因為您高中畢業的時候，因為您的身分。您的父親是當時駐重慶的美國大使館的武官。
韓秀：1943年到1945年。
主持人：1943年到1945年。
韓秀：而且他也是喜馬拉雅生命線的負責人。
主持人：喜馬拉雅生命線的負責人？喜馬拉雅生命線快給我們解釋一下。
韓秀：飛虎隊經過駝峰，把援華物資從滇緬邊境運到陪都重慶，支持中國政府抗擊日本軍國主義，那條線叫做喜馬拉雅生命線，他的主要工作就在那裡。
主持人：好，然後您母親可以說是一個左派的文藝青年。
韓秀：我想就不談她了，因為談她，我們的時間就全都浪費掉了，我還是接著說我的這點事兒。
主持人：好的。
朋友告訴醫生：你就當她是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出來的人
韓秀：這就是為什麼，我就是說到這，第一是，你上山下鄉這件事情本身按照醫生的看法，我是根本不必去的，我根本不應該去的，但是我去了。所以我就是說到無論怎麼樣講，你回到北京也好，然後是回到美國也好，這個創痛、這個創傷是不會離開我的。因為疼痛這個東西等於如影隨形，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況。從2002年起，我有非常非常嚴重的顏面神經痛，痛了整整十年，痛到我服的藥都是癌症末期病人所服的疼痛藥。
到了2012年的時候，我從臺北國際書展提前回到華盛頓，我跟我的醫生說，我說我實在是痛得受不了了。我的醫生說，Teresa我已經再也沒有什麼藥可以救你了，怎麼辦呢？你這樣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接受手術，開顱手術。我說我什麼都接受，只要能夠不再那麼痛，我就可以。接受開顱手術之後，確實就不那麼痛了。但是這個開顱手術發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沾黏，神經結和血管的大面積沾黏。
這個醫生，就開刀的醫生，是極好的一個外科醫生，他就問我，他說你在20歲、21歲的時候，你有沒有出過車禍？我說我20歲、21歲的時候，我在新疆，我沒有車，所以沒有車禍。他說那你有沒有被撞到？我說我有被撞到，他說是什麼東西撞了你的頭？我說是槍托。那個時候正是文革武鬥高潮，晚上的時候都要開會，在這些批鬥會上的時候，我面前站著的那個人就基本上是被活活打死。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受不了了，所以我就準備站起來。我旁邊的一個人就說話了，他說哎，他說你是要走啊，你要走我可不給你帶板凳啊。那個時候晚上集會都是自己帶著板凳去，他這一說不要緊，後邊的民兵就聽見了，知道我要準備離開會場，掄著步槍就過來，拿那槍托就照我頭上就砸下去。我的美國醫生問我，他砸你砸了幾下啊？我說一下就不行了，就暈過去了，我哪裡知道砸了幾下。
他說然後呢？我說然後他們就把我拖出去，丟在戈壁灘上。他說那你什麼時候恢復知覺？我說那已經是3天以後了，3天以後我是爬回了連隊。那個醫生就說，他說這就證實了我的推測。我說您的推測是什麼？他說你知道不知道美國橄欖球？我說我知道橄欖球。他說這橄欖球運動員會衝撞，頭跟頭會撞上，撞得很厲害。他說當時沒事，但是這些運動員有的過了40年以後，他會發生嚴重的神經痛，就是這個沾黏。
他說我就從這些橄欖球運動員的情形，我就想到你可能是被什麼東西撞過，所以才會有這麼嚴重的神經痛。我說，哦，原來是這樣。但是我的故事讓這位醫生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成為一個跟共產主義不共戴天的人。他說這麼樣一個強壯的身體，這麼樣一個健全的人，會被折騰到這樣一個地步，這個社會、這個制度絕對是有嚴重問題的。
方菲你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你跟人講到你過去的事情的時候，人家會接受你的看法嗎？
我就可以很誠實地告訴你，所有給我看病的醫生，他們都受不了這個樣的一個狀況。我1978年返回美國的時候，我只有95磅重，骨瘦如柴。然後所有的身體檢查的數字全都是一塌糊塗，血壓不到30、60什麼的之類的，還常常地沒有脈搏，還常常地沒有心跳。
醫生說，你上哪兒去了？弄成這個樣子。那個時候我還沒有（不會說）什麼英文，所以國務院中國科的Sophia，非常好的朋友，她還帶著一本大字典，英漢的醫學字典。
然後她看了醫生實在是沒辦法了解我的狀況，Sophia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她跟醫生說，你就這樣想，Teresa剛剛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出來，你懂了嗎？
主持人：真的，真的。
韓秀：醫生說我懂了，他說我懂了，他說我了解，現在我知道我應該怎麼樣照顧她。你知道這個美國的醫生沒有見過這種人，就好像我們二戰的時候的軍人，到了那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時候，看見那些人像骷髏一樣，也不知道怎麼辦呀。因為那都是非正常社會裡造成的傷痛，而那些倖存者必定要帶著這個傷痛，一直走到他們死亡的那一天。
新疆9年 鄧小平一張紙條 我回到北京
主持人：所以您是在生死邊緣走過來的人，但是您從某種意義上講還是幸運的，因為當時鄧小平一張紙條把您弄回了北京，但是許許多多其他人他們永遠留在新疆了，是嗎？就是當時跟您在一起的那些人。
韓秀：這個是事實，因為有過尼克松跟基辛格的這一段兒，對不對？70年代初的這一段兒。1973年也就有了美國的聯絡處，在北京，雖然沒有大使館，但是有美聯處。鄧小平辦公室的這個紙條，我並沒有看到這全部，我只看見中間那一行。人家把那其他的部分都拿掉以後，就把那一行給我留在那兒了，就是說此人不宜留在新疆，然後要求我3天之內離開新疆。我說好了，我問都不問。
1964年是此生不宜錄取，不准我上大學，現在是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讓我回北京。行了，那我就開始我的這個征程，我的這個征程就是我回家的征程。
主持人：您那時候就覺得既然能讓您回北京，您就覺得有希望就一定會回美國，是嗎？
韓秀：我一定要回來，為什麼？因為我沒有辦法在一個除了謊話，沒有半句真話的一個地方繼續活下去。我是一個美國公民，中國政府當然是知道的，而且參加華沙談判，在華沙中國政府跟美國政府派代表團去談判，那個代表團團長王炳南，他就看見過我的護照，為什麼？因為我們是鄰居，我們都住在史家胡同。所以你說說看，明明是這樣，你為什麼在華沙談判的時候，一再地說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沒有一個美國公民，你為什麼胡說？對不對？我的存在就是證明他們全部都是謊言。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離開新疆回到北京的時候，我身體狀況也並不好，但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揭穿這個謊言。這是為什麼我拚盡全力，我一定要到美聯處去。我知道公安局的人馬上就會到家裡來抄家，他們一定會不斷地給我找麻煩。但是我一定要讓美國政府知道，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有美國公民存在。
主持人：所以當時因為沒有建交，所以沒有什麼使館，它叫美聯處，就是美國聯絡辦公處，是這意思嗎？
韓秀：是，因為1949年之後中美斷交之後，一直要到1979年元月才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之後，1973年美國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一個聯絡處，我們布什總統還曾經擔任聯絡處的處長。所以怎麼講，就是必須要有這麼一個辦公室，負責聯絡事情。可是實際上在那兒的這幾年，從1973年一直到1977年，基本上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聯絡。可是1977年的2月份，有這麼一個女孩子就居然到了那個門口，手裡頭拿著在美國出生的出生紙，以及一本不到2歲的時候得到的美國護照。
服裝廠書記幫我要回美國護照和出生證
主持人：我覺得您拿到這個出生紙和護照的這個經歷也挺傳奇的，雖然看起來好像很自然。
韓秀：那個事情非常有意思，因為什麼呢？因為唐山大地震，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北京市的東單的一個服裝廠上班了。上班的當天就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那房倒屋塌呀，哎呀那簡直是不得了。我們工廠裡頭的那些工人、師傅都是拖家帶口的，都苦得不得了。然後上級發了一些什麼木料什麼，搭防震棚。我就跟他們說，我家裡頭就我跟我外婆兩個人，我們的房子還夠結實，我說我不需要那防震棚木料了，我說這些師傅請你們就拿去用就是了。
我說我也是一個人，我雖然有外婆，我把外婆安頓好了還挺好的，夜裡頭我也挺放心的，我說我上大夜班，你們就照顧好你們家裡人就對了，就大家都苦得不得了。我的情況我講老實話，我家裡人口簡單，事情也比較簡單，所以我就做大夜班。這個唐山大地震之後，這個工廠裡的師傅們對我就好得不得了。說這一段時候就全虧了你這上夜班，我們才能照顧家裡人，真是可怕極了，那時候。我們工廠那黨支部書記也挺好的，他就問我了，他說你對我們真好，我說這是我應該的，我就是人口簡單嘛，我沒事兒。他說你為我們做很多事，那我能不能幫你點兒什麼忙呢？
我說是這樣，文革抄家，就紅衛兵拿走了我的一些東西，包括我的出生紙和護照，我說要是能還給我的話那就太好了。他是一個非常……家裡是三代的工人。可是文革的時候，因為他是一個小工廠集體工廠的一個負責人，所以他也被批鬥，也被什麼……所以他特別痛恨那紅衛兵。他說紅衛兵拿走你的東西了，我說是。他說紅衛兵拿走了，這政府沒還給妳，我說沒還給我，他說我去給你問。我應該去問誰？我說你應該去問北京市公安局外事處。他說：哦，行，去。所以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那個外事處的人還真的接待了他，還真的答應了他。說確實的，這個女孩子的出生紙和護照都是四十年代的東西，沒有用了，就還給她，就讓她留個紀念好了。我們這書記說：就是，是人家的東西就該還人家。那紅衛兵抄家拿走了人家東西，就該還人家。所以北京市公安局外事處的警察就到了我們廠子裡，帶著那個護照和出生紙，當著我們那個黨委書記和我們廠長的這個面兒，就把這東西還給我了，說你留著做個紀念就好了，我說謝謝您，我也謝謝工廠的書記。我說你們真是幫了我的忙，這個東西是個紀念品，對不對？他們說是啊、是啊，說這文革已經過去了，我們就這一笑泯恩仇了，我說對對對，沒錯、沒錯，我就拿回來，就這麼拿回來了。
主持人：他沒有想到這個多麼重要。
韓秀：去美聯處了，這個北京市公安局可就找我們這個書記的麻煩了。說你知道不知道，她拿了這個護照是要準備闖美聯處的。那個書記就說了，別說是美聯處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美國護照是什麼東西，我也不怎麼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人家的一個東西。另外，就是馬克思不是說了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說這個女孩子在我們這兒是工人，就算是她回到美國，她不也就是個工人嗎？全世界的工人不是都應該聯合起來的嗎？我們這書記，你說他這馬克思主義學得有多好、多可愛，結果為了這個，就給他辦學習班，就整他，這個就不用說了。但是我有了這個護照和出生紙，我很清楚，美國政府絕對不會認為這就是一個紀念品。
驚心動魄闖北京美國聯絡處
主持人：所以您就去美聯處辦新護照了。
韓秀：沒那麼容易。我不是學服裝的嗎？我不是在服裝廠嗎？所以我就做了一條喇叭褲，然後我還做了一件小夾克，那個特瘦特小的那小夾克。然後我本來是梳辮子的頭髮，我就把辮子鬆開。穿著小夾克，穿著我的牛仔褲，這個挺寬的這個褲子，喇叭褲，我就到了友誼商店，從友誼商店我就往北走，那面星條旗就是我的目的地。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那一天是美國總統生日，那一天美聯處不上班。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就眼睛看著那面星條旗，那面美麗的國旗，我就奔著它去。
所以我先走到那面國旗對面兒的一個大使館，那是一個非洲的大使館，我走到那個警衛面前了，那警衛看著我笑，他說您大概走錯路了，因為什麼，因為那是一個非洲的大使館，出出進進的工作人員都是黑人，沒有我這樣的。所以他就看著我笑，我也衝著他笑，我這個笑容還沒有收住，我就轉身以90度直奔美聯處。我跑得很快，穿過了那條小街，直奔著那條白線就衝過去了。
門口那警衛根本就什麼都沒看見，就忽然冒出了一個人站在那條白線上。他就說，嘿嘿！你幹嘛的？我就跟他揚一揚我手裡的文件，我說我的護照過期了，我來辦手續。他說：你什麼人啊？我說我是一個美國人。他就笑了，他說，你才不是美國人。我說：你怎麼知道呢？他說：美國人都知道，今天美聯處不上班，美國總統生日。
站在那條白線上，看著他，他這個時候可是腦筋清楚了，他就把他的槍端起來對著我。他說你過來說話。我說我不動，我就站在這兒。你知道我那時候想什麼？你一槍把我打死，我得倒到白線裡邊，白線裡邊就是美國的領土，我一定要把這份護照和這份出生紙丟進去，讓美國人知道有美國公民在中國的土地上。我打定了主意，根本沒打算活著走。因為這太明顯了嘛，我哪裡有救啊，對不對？我不能出去，我出去公安局馬上就把我逮捕，說我闖外國的駐華機構，那我還有活路嗎？我沒有活路。我寧可他一槍打死我，我把東西丟進去。我當時只有這個想法。
上帝的眼睛睜開了！這時一個美國外交官，就是美聯處的一位外交官，這一天回來拿他的網球拍子去打網球，因為他把網球拍子落到辦公室，他忘了。車子一直衝到白線這兒。為什麼？他在窗戶裡頭就看見了我手裡的那本美國護照是綠色的，那是四十年代的美國護照。現在的美國護照都是藍色的，對不對？那時候的是綠色，而且是布面的護照。看見了。他就他把車子停住，人就一直衝到我面前，他說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文件？我說當然，我就把東西遞給他。他也站在白線上，他也隨時準備衝進去，因為他絕對不能把這個文件留在外邊，所以他看了護照。
他正好是Wardlaw (萬樂山），他是一個資深的領事官，非常熟悉領事法。所以他看了以後他就跟我說，他說妳可不可以站在這兒不動，我說我可以。他說我進去找人，我說好。他就衝進去。1分鐘之後，滕祖龍出來了，就穿一個毛衣。二月的北京那大風多冷，嘴上還叼著菸斗，然後這個Wardlaw就搬出來了那個美國的領事法，就抱在懷裡。這兩位就跟我一塊兒站在白線上。然後滕祖龍說，我可不可以看妳的文件？我說當然可以，我就交給他，我根本都不打算拿回來。
然後這兩個人就開始跟這個警衛做商量，這警衛這個時候把槍放下來了，滿頭的汗，二月。然後這兩個人就說了，說她是一個美國公民，她得進去跟我們辦一點兒手續，你覺得怎麼樣？他說我得請示領導。滕祖龍跟那個Wardlaw說沒問題，你請示領導，我們站在這兒等。他就打電話。就在這個時候，各國使館的門口開始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看，說這個美聯處向來什麼事兒都沒有，今天可熱鬧了。今天這看起來有意思了呢，所以就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那個警衛就這汗如雨下呀，這不得了。
還好，10分鐘不到，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叮鈴叮鈴的來了。怎麼回事？就問。這滕祖龍跟Wardlaw就說，這就是她一個美國公民，這個是護照過期，我得進去辦一點手續，可以吧？那個人挺有水平的，那個人說根據《上海公報》的精神，我們不阻攔美國公民進入美聯處。這兩個人異口同聲說，她就是美國公民，那絕對沒有問題。他說那好，那請便。我就跟他們進去了。跟他們進去了，那個時候的美聯儲的處長是蓋茨先生，蓋茨先生那一天雖然是假日，他可是在辦公室的。
主持人：哎呀！都在。
韓秀：他在，而且這個聯絡處的副處長丁大衛先生，也在。為什麼他們都在辦公室？因為他們要用這個週末、這個假日跟美國的親友通電話，只有聯絡處的電話他們能夠打而不被竊聽，所以都在那兒。
然後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讓我非常驚訝的就是滕祖龍就在那個時候打電話回美國國務院，報告了我的出生紙號碼，報告了這個護照的號碼，請國務院查核。你知道他們用了幾分鐘？6分鐘，美國國務院在6分鐘之內確定我是生在曼哈頓的美國公民，6分鐘。然後他們就告訴我一個非常嚴重的事實，美聯處不是大使館，所以他們不能在當時就給我一本有效的美國護照。我得等1個月以後回到美聯處去領取我的新的美國護照。
丁大衛先生問我，你能不能記得5個電話號碼？他說因為你出去以後，你所有的東西都會被公安局沒收，我們給你的所有的電話號碼、名片、什麼東西你都留不住，你能不能記住5個電話號碼？我說能，沒問題！別說5個、50個、500個都不是問題，我什麼都記得住。你就讓我看一下，我就記住了。好，他說妳1個月以後一定要想辦法跟我們聯絡。他說我們一定要幫妳回家。不管是你活著，還是他們把你幹掉了，我們也要把屍體領回家。
和中共公安鬥智鬥勇 終於拿到護照
主持人：我這裡插一句，韓秀女士。為什麼美聯處當時它不能有別的辦法？比如說這個護照我幫你更新了，他想辦法弄到給你呢？就是因為在那種環境下……
韓秀：它不是大使館，他沒有辦法，他手裡沒有任何一本新的美國護照。
主持人：對，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當他拿到了妳的新的美國護照之後，他有沒有任何渠道、或者關係、或者人，能夠把這個護照交到你的手中，而不是讓你去再回到他們那個地方。
韓秀：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那一段時間裡頭，從我的工廠一直到我的家，從我的家到美聯處，這一路上全是警察、便衣，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是沒有辦法。我得自己想輒。現在的人有各種各樣的辦法，現在的人有電腦、有手機、有各種辦法，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那個是1977年到現在，那已經是差不多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情了，對不對？so(所以)之後就不用談了，就是公安局的提審，我的體重就是一天一天的掉下來，沒有什麼話說，詳情細節就不用講了。
到了1個月的那一天，我照樣上班，我的工廠的門口、我的車間的門口有警察，工廠的門口有警察。我們這個史家胡同56號的大門外頭有警察，哪兒哪兒都有，我上班的這路上是五步一崗。我就一直穿過他們那個線，警察、便衣組成的線，到工廠我照樣上班，那一天我什麼事兒都沒幹。但是從那一天開始我就開始試著打電話，我打遍了……我那一天沒有去，他們就基本上放心了，基本上就覺得我這就大概就差不多，被他們整的也差不多了，大概我就拉倒了，所以他們就不那麼看著我。我就想著打電話，到處打電話。打不通的。市區內的任何電話都打不進美聯處，一點轍都沒有，我焦頭爛額。
那個時候我外婆已經知道我去過美聯處了。公安局也找她，說你這個外孫女在學校裡頭是個好學生，到了人民公社是個好社員，到了新疆也還算不錯，說她為了什麼要奔這個美聯處去，她為了什麼要放棄社會主義，奔這個資本主義去？她到底是著了什麼魔？她的背後一定有一雙黑手，你知道不知道這雙黑手是誰呀？我外婆說那當然就是我了。
警察心裡話說：您怎麼會呢？她（外婆）說你也說這個女孩子是個好孩子，你也說她是好學生、好工人、好農民。她在這兒有什麼前途嗎？她在那服裝廠裡跟其他的師傅一樣把眼睛熬瞎，她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換了是你家的孩子，你讓不讓她走啊？我讓她走！我這麼老了，對不對？我這70多歲的人了，我在乎什麼呢？讓這個孩子走，讓這孩子走，她回到她自己的地方，她好歹她還能有點兒希望，所以我贊成她走呀！說你要是想知道這背後的黑手，這黑手就在這兒呢。警察沒轍了，警察就回家了。
我外婆就跟我說，你這樣子不行，你這樣子你很快就被他們拖垮、拖死。咱們得吃好一點兒，你去西單，去買一隻燒雞回來，咱們好好的吃一頓飯，你好好的喘一口氣。我說：好嘞，聽外婆的，我去了西單。從東城跑到西單。燒雞這東西要排隊，我就挺乖的排那隊呢。可是我就瞄見他們那廚房的牆上有一個電話，是日本時候的電話。我就心裡想，這日本人掛擺的這電話，這東西是已經是老古董了，沒準這電話成。我就走過去，「四分」！那工作人員跟我說，讓我交四分錢，我趕緊給人家四分。我說四分、四分。我說我得跟我外婆說一聲，這排隊排老長的，老太太等，他說沒關係，交錢了就行了，你打吧。我就打電話了，電話就直接的到了滕祖龍的桌子上。
我跟他說明天早晨不到8點鐘，我一定到。第二天早晨4點，警察還沒上班呢，我出去了。我坐這個長途公共汽車，直達密雲。我從密雲有一班車，直達美聯處北邊的日壇醫院，中間不停車，警察上不來。所以我4點鐘到密雲，從密雲再返回，就同一個車站打另外一輛車到日壇醫院。那時候我梳了小辮兒，穿的是普通中國老百姓的衣裳，混在一群病人裡頭就向這個美聯處接近。遠遠兒的我就看見滕祖龍站在門口，手裡頭握著我的那本護照。看見我了他就叫，說嘿，就是你，趕緊來，你手續都弄好了。我跟著他就走進去了。那警察根本還沒反應過來，我人已經在裡邊了。滕祖龍跟我說，趕快簽字，簽了字今天我就上外交部去為你爭取回國，因為你現在是有效護照在手上。他說，沒錯，我們會給你這本護照你帶回家，公安局還是會沒收，一切的一切都會發生。但是還是那句老話，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們跟中國政府鬧定了。就這樣，我被公安局不斷的提審，當天公安局的人就來了，上了房頂，呵，哎呦，那如臨大敵。
主持人：可以拍成電影啊，簡直是。可以拍成電影啊！
韓秀：所以我也就走進他們審問的什麼那個屋子，這中間放一個凳子，讓你坐那凳子上。我有經驗呀，我在新疆被人家後腦勺上打過，所以我就把那凳子一直挪到牆邊，我頂著那牆，你就別想從後邊襲擊。我是準備跟他們玩命的。
主持人：您這是鬥智、鬥勇，真的太厲害了！
韓秀：哎呀！就我一個人，我沒有跟任何人商量，我事前沒有告訴我外婆，就算是我外婆已經知道我去過一次，她也不知道我第二天去。我不能連累老人家，我也不能讓老人家傷心。但是外婆說得很清楚，她說你走這條路是對的，你就走下去。發生什麼事情在我身上，你都不要在意，她說你好好的去迎接你的未來。就是這樣。
美中建交的大氣候下 我成為返回美國第一人
主持人：所以之後我們那個細節就暫時不提了，但是就是說拿到了真正的護照之後，最終中國政府、中共就讓步了，然後……
韓秀：沒有，8個月，等了足足的8個月。8個月之後就是我們的國務卿訪問中國開了一個名單，這個名單上頭有幾個是有親友在美國的，知道他們的親人可能流落在中國的，提出來的。這個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我，因為他們確確實實的知道有這麼一個美國公民在那兒。但是國務卿提出來的這個第一個條件就是，你們如果想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先把我們的人還給我們。
所以我熬了八個月，然後終於得到中國政府的許可，跨過羅湖橋進入香港。在香港就事情開始順利了，就飛回美國。飛回美國我踏進美國國務院，因為我沒有親人，我什麼人都沒有在美國。我父親在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我就什麼都沒有，因為這個香港總領事就跟我講，你到國務院到中國科，就一切一切就從那裡開始。我說沒問題，就所以就到了中國科。
就當天卡特總統就指示美國國務院，說向中國政府提出這個嚴正的這個，你說是警告也好，你說是嚴正的要求也好，什麼都可以。現在一個Teresa已經站在華盛頓，已經站在國務院的中國科，你們給我們把所有的被迫滯留於中國的美國公民給我們交出來。三年之內陸陸續續回來三百多人。
主持人：您這個是第一個啊
韓秀：第一個，1949年以後被迫滯留於中國領土上的美國公民，回到美國的第一個人。
主持人：而且您是無親無故，就是靠自己。
韓秀：無親無故，沒有人能幫助我。我到中國科這個國防部的官員就把我父親的情況告訴我，他在十年以前已經去世了，所以我……可是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呀。你只要努力，你只要肯做，你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就這麼回事。
主持人：所以您回美國的時候是1978年嘛，那個時候是美中建交的前一年，然後您是1990年出版《折射》這本書的，中間過去了12年。那您是什麼時候動念要把中國的經歷寫成書，還是說您一直都在想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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