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自發到北京的國務院信訪辦上訪，獲時任總理朱鎔基親自接見，卻被中共江澤民集團歪曲為「圍攻中南海」。關於「四二五」上訪的起因、訴求、過程及結果的事實真相，本報《珍言真語》請到「四二五」參與者、原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家李犇回憶當年經歷。
起因：天津公安非法抓人打人 拒不放人
「四二五」上訪的直接原因，是1999年4月22、23日，天津公安局粗暴驅趕和毆打了在天津教育學院說明事實的法輪功群眾、並綁架了40多人；天津市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此事，天津公安則向法輪功學員建議「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而這件事的起因，又是1999年4月11日，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干的連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辦的《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發表文章，以不實言論污衊法輪功。
「『四二五』之前的幾天，我們就知道天津的法輪功學員被抓捕的消息。之後他們去天津的信訪辦上訪，但是天津政府覺得他們沒有能力處理這個事情，說『你們想要處理這個事情，要找上一級政府』。去上訪也好請願也好，天津的上一級就是中央。」李犇回憶道。
李犇表示，他從1995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當時自己和很多各行業學員都從中身心受益，因此從沒想過政府會抓捕他們。「當時我的感受想法，就覺得實在太可笑了，肯定是有天大的誤解，或者完全是政府被矇騙了、或者是公安機關被矇騙了。」「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怎麼可能會這樣呢？我們認為是政府不太了解法輪功學員的具體情況，才出現這種抓捕的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我那時在美院上學，大家在學校煉功點煉功，都很正常。當然大部分是老人了。」「我就覺得這些人會有什麼值得政府去抓捕和防範的呢？我就很不理解。」由於沒有新聞報導，經過各方打聽之後，4月24日晚，李犇確定天津公安抓人打人事件為真，於是決定25日一早去北京的信訪局辦公室上訪。「信訪辦在哪？在當時的府右街，離中南海很近。」
路旁萬人安靜有序 完全不影響交通
李犇4月25日早上6點左右到達信訪辦附近。「去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在五六點的時候天還沒亮，府右街的大街上只有路燈。然後我就站在路邊等其他人，因為有幾個同伴，學校、平時認識的幾個法輪功學員要一起來請願。過了一會陸陸續續來了幾個認識的。等到天亮七八點鐘的時候，府右街這條路的西則，在馬路牙子（編按：路肩）上面站滿了一排法輪功學員，站得很工整，大家都站在馬路牙子的台階上面往後一點，沒有擋著自行車和行人的路。」
他回憶，不到上午11點人多了起來，人一多就不是一排了，估計有四排人，後排的人有的在煉功、有的在讀書；到10點半左右，警察開始平均數十米一個封人行道，但公共汽車照常可以走。「法輪功學員站的位置，完全在馬路牙子以上，沒有站到馬路上面一點，所以交通完全沒有被影響。」
中午以後，因為李犇站的地方是在府右街中心，遠處就看不見了，就是往長安街方向看、往府右街的北面看，上訪的人都已經排得轉過去了，已經看不到多少人。李犇當時沒有想會去多少人，但是後來知道去了上萬人。
「大家在外面特別安靜。」李犇強調，整條街的馬路牙子上，站著和坐著滿滿的法輪功學員，但是卻幾乎沒有聲音，只聽到一些學員小聲的讀書、背書聲。同時大家很注意周圍的環境，「不要踩到草地，不要破壞公共交通、財物。中午會有序地，有的人出去買飯或者出去吃飯，來來回回的人比較正常，井然有序。」
「下午我們得到消息，從中南海裡出來領導了。」「朱鎔基出來，點了有5個人，領進去（中南海）向他們問具體情況。我們就開始等，一直等到10點半，天已經黑了，得到消息說天津已經放人，對法輪功學員的訴求，基本上都同意了。」
5位學員代表提出的訴求有三項：天津公安釋放被非法抓捕的學員、允許法輪功學員合法的煉功環境、法輪功書籍合法出版。政府答應了這三點請求後，上萬名群眾隨即靜靜散去。
1999年4月27日，信訪局負責人接受新華社採訪，發表了接待部分法輪功上訪人員的談話，並稱「對各種健身練功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四二五」上訪被認為圓滿解決。
「七二零」風雲突變 迫害降臨 再次上訪
然而僅過了三個月，7月20日，江澤民就在全國發起了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在7月18號、19號、20號，我就知道幾乎北京市所有的煉功點負責人、拿著錄音機帶著大家煉功的負責人，都被抓捕了。」李犇一開始還以為是假消息，「我的感覺就是不可思議、非常突然。因為我們（之前）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政府的答覆，我們感覺政府已經這麼開明了，很容易接納事實。」
7月20日天還沒亮，李犇再次去了府右街請願，結果卻與「四二五」時完全不一樣。「還沒有到府右街口，警察就把所有的車，無論是出租車還是什麼車，都攔下要查。我們也不會撒謊，他問『你是做什麼的？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肯定說是了，那就下車了。下車他們就問我，『你要去做什麼？』我就說，我要去信訪辦，就是想反映情況，很多法輪功學員被抓捕，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他回憶，警察把他領到了府右街一個像四合院的地方，但沒有掛牌子，可能是一個匿名的派出所。「我去的時候，院子裡已經有幾個人了，那時候是早上，天也沒亮，5點到6點之間。陸續的這個院裡人越來越多，那個院子快滿的時候，在院門口府右街的路上，停了我看到的大巴就有七八輛，就開始讓我們上大巴。我們以為政府不了解情況，然後就上大巴。大巴上還不是擠的，就是一個人一個座。」「我是坐上大巴才看到，那個大巴車是一望無際，他們可能準備了很多輛，估計要來幾萬人。」
「我是幾乎第一批被運到石景山體育館的那批法輪功學員。」他憶述，一直到下午2點左右，石景山體育館觀眾席基本上坐滿了學員，大概有幾千人。「進石景山體育館之前，所有人都要填寫姓名、工作地點，學校的就是學校地點。我也照常寫了，我就覺得實話實說嘛。」「因為我在美院煉功，我也是公開的，大家都知道，我的變化他們也都知道，身體健康等各個方面，所以我希望他們去了解。」
到了下午五六點，一幫領導開始在體育館轉圈、錄像。「隔十幾個座位就會站一個警察，在體育場的場地裡面也站了很多警察。」「領導走了之後，這些警察就開始把大法弟子往外拽，有的不動，大部分是不想動，當時的原因很難解釋，就是覺得，你們不能把我們像動物一樣裝來裝去，這麼任你們擺布。所以幾乎80%、90%的人吧，都可能坐在那裡不想動。這樣就出現了這種拉扯的這種很激烈的動作了。有的警察為了把大法弟子往外拽，連拽帶打的，那時候已經出現了很嚴重的打學員的這種現象。然後很多學員就喊，不要打人、不要打人。但是最後，幾乎是一個一個的連拖帶拽地就全都拽出去了。」
後來李犇才知道，因為集中在石景山的學員特別多，領導想把這些學員分散到各個區的體育館。「他們先問你是哪個區的，我說是朝陽區的、或者他是東城區的，就坐不同的大巴，也不坐滿，坐得太多了他們可能不想那麼拉。」「我們猜，他們還在核實我們這些煉功人的具體情況，還是在調查我們，因為他們早上拿我們的名字和工作單位嘛。實際上後來明白了，他們就是不想讓這些學員再回到信訪辦去上訪。」「都確實是一天也沒有吃飯了，到了晚上12點半的時候，他們就說『你們可以走了』。走的時候，還不是一起走的，一會說你可以走了，就讓大家不會再聚集。」
第二天7月21號，李犇走到美術館，離府右街還有幾站，看到一些防暴警察和軍車，當時給他的感覺像「六四」又來了。「好像空氣都變了，那些防暴警察戴著透明的頭盔、面罩，還有透明的盾牌，就像香港的前一段時間的防暴警察的那套打扮。」「軍隊的那種汽車，帶棚子的，後面站得滿滿的一排，站得很工整。我在美術館那兒可能看到了開過去兩輛到三輛，在一個方向。然後我就趕緊給人打電話，我說你們注意點吧，今天肯定不像昨天那麼簡單了，今天有軍車。」
「但是我還是去了，他們就不像前一天，把人拽到一個什麼房間裡。只要一到那兒就直接上大巴，就不會讓你站得太久。」他表示，當時法輪功學員們懷著一顆向政府澄清真相的心，特別的和善，所以一個個就全上車了，跟前一天差不多，他們被運到石景山體育館、豐台體育館等等。「也有壞人，一看他肯定不是煉功的，就在那裡面攪和。他給我的感覺特別像六四的時候那些慫恿的人，他說『你們趕緊去那個門，你們趕緊衝到那個街。』當然真正修煉的人是不會理他的，就靜靜的待著。」
「你要是分散了站在那裡，很自然地站在那裡，大巴車就不過來把你送上車，如果你站得很工整的一排，站在那裡，那個大巴車就開過去，就把這些人一個一個的就讓上車就（拉）走。」「那是7月21號，白天人非常多。人是不停地來、不停地上大巴，大巴不停地走、大巴不停地來，就像走馬燈一樣，把法輪功學員不停地運走。後來一想，這肯定不是個事兒了，我就回去了。」
7月22日下午，中央電視台開始滾動播放污衊法輪功的影片、造假案例。「我覺得這個政府肯定是瘋了，這太不可思議了，因為我就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從身體很不健康的時候，一直到身體很健康。」「我是藝術家，我覺得（通過）修煉看懂了很多道理，對我的藝術創作，那簡直是勝讀十年書。有些道理，（令我）在藝術上會有很超常的感悟。」
懷念迫害前學員群眾的和睦善良
李犇回想23年前大法洪傳的一幕幕，直言「中國人最好、最善良的時候，能有那麼好的時候社會環境和群體的時候，再也沒有了。」「因為修煉法輪功，大家這種和睦善良的狀態，在公開的環境下是再也不可能有了，這幾十年給我印象最深就是這種心情。」
「當時在府右街看到所有學員那種善良、單純的狀態，我特別感動，我就覺得人變成這樣，那簡直是這個國家的一個福氣。可是就是這樣一群善良、健康的人，被中共編了很多怪詞，什麼顛覆國家、所有這些栽贓的詞彙。」
1999年前，中國大陸的傳媒報導過很多法輪功學員的好人好事。1998年大洪水期間，武漢電視台播放的捐款消息中，法輪大法修煉者出現的頻率是最高的。李犇指，若沒有當初這場迫害，今天的中國會完全不一樣。
「如果法輪功正常地在中國這樣健康地普及下去，中國無論在道德、精神文明、文化等各個方面，一定會是一個世界領先的大國，絕對的。」迫害之初他完全想不明白，中國政府怎麼能這麼善惡不分，「這不是一種很複雜的善惡關係，也不是一個很難分析的正邪的關係，很簡單的道理。它居然把這麼普通的善良的人當成邪惡的人。」
和平上訪被惡意歪曲成「圍攻中南海」，李犇坦言，「當時沒有想那麼多，我當時真沒想到政府會那麼壞，我們覺得我們都很單純。」「電視前面的觀眾，不知道這些人在幹什麼，在府右街的路邊站了這麼多人，如果電視裡說他們是非法的，那觀眾一定會認為是非法的。」「把現場弄得很有圍攻狀態的這種攪和的視頻、圖像，那肯定是剪輯出來的。它沒有把法輪功學員這種祥和、正面，很好的狀態的鏡頭呈現給觀眾。」
李犇說，事實上，「四二五」之後，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都不贊同迫害法輪功，江澤民一手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六四事件令江澤民覺得，只有對老百姓施暴、殘酷壓制才能保住它的權力。所以它會想：『我將來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像六四鎮壓學生一樣去處理問題。』」「無論怎樣簡單的善惡標準，它可能都不會考慮，這不是一個正常人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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