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立法局議員薛浩然接受本報《珍言真語》訪問談到，現在香港高官腐敗、極端防疫、眾多精英移民奔自由而去。他強調「苛政猛於虎」，執政者需重回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深刻反思、實心辦事、施行仁政，而非用嚴刑峻法，才能令社會長治久安。
古有罪己詔 林鄭應深刻反省
薛浩然表示，如今香港已不再是東方之珠，這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香港要是一個「希望之城」，即執政者要給市民希望，人們才會齊心奮鬥。「如果（市民）覺得沒希望，那怎麼辦？所以抗疫、防疫不光是派錢就可解決的。派錢都解決不到問題，尤其是香港還有多少錢可派呢？」
他舉例說，在中國古代，遇到很多社會、天災等問題，皇帝要頒布一個「罪己詔」，「就是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都是寡人失德，所以令到市民受苦受難。」「這是他起碼要求的德行，連皇帝都要要求自己，所謂在道義上的責任、道德上的責任、良心上的責任。」
但是林鄭看起來「好像不關她的事，現香港疫情肆虐到今天，好像全部都是徐英偉的錯，出去吃一餐。」「怎麼可以這樣呢？因為你是大總管嘛，你自己就經常這樣做，你自己出來講話都不戴口罩。中國人有句話，『有口說人無宗旨，自己做就無所謂』，這樣市民怎會信你呢？怎會有信心呢？」
「如果香港是一個有希望的地方，我相信移民的人不會多。」薛浩然表示，因為那些人感覺到心灰才連根拔起，這絕非小事。「反而我們的特首、有些人心頭還很涼快，走就走吧，走了還有更多的人過來。」「難道國內的那些億萬富豪、專業人士、設計火箭、做衛星原子彈的、設計電腦專才的那些，會來香港嗎？他想來也未必讓他們來。如果來的是低端人口，香港還怎麼會有前途呢？」
眾多中產精英移民 皆珍惜自由
薛浩然表示，香港從來都是一個移民城市，但近兩年的移民潮涉及很多專業的中產階級，年齡從30到50歲之間。他指出，任何發達國家都不能夠脫離中產階級，中產階層越大、越堅固，社會就相對穩定，並會有序地向前發展，「如果這些中產階級，包括知識型的中產階級走了以後，我們需要一個很長時間，才可以培養到這些人才。」
「我在香港土生土長超過70年，我對香港的了解，比中聯辦的官員或者現任的有些議員更加清楚。」薛浩然列舉了香港史上幾個移民高峰的起因，從1956年雙十暴動、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1997年大限，到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大騷亂。他們為什麼會走呢？1949年之後大陸為什麼那麼多人逃港呢？「就是自由。」
薛浩然認為，自由無論在中西方都是最寶貴的。「因爲市民所需要的就是安居樂業，能夠養兒生息、傳宗接代。」「不是每個人都想做特首，也不是每個人都想做議員、做官的，我們需要的是自由。」
他相信，很多離開的港人沒有直接受到迫害，而是「當他的自由慢慢地削弱消逝的時候，他一定會想辦法去一些可以享到自由的地方。」但現在香港「很多人害怕自己說錯話，擔心有什麼事情，真的會身陷囹圄的」。
應重傳統道德文化 施仁政則長治久安
薛浩然分析說，中國古人從來不用西方那種「良政」，而是追求施行「仁政」，「仁者，愛人也。你愛人如己。」「皇帝、做官的不是騎在人民頭上，我們叫他是父母官；做百姓的，不是蟻民、不是刁民、不是順民，人民是你的子民。就等於管治和被管治的人，應當是父母之間、父子之間的對待，那你就會親民愛民，你就會珍惜。」
「所以不用講那麼多，那些官商講什麼『良政擅治』。一個字就夠了，施行「仁」政，將會天下無敵。」薛浩然強調，「仁政」或叫作「德政」，但不等於「良政」，中國傳統歷來重視道德教化，而現代西方那一套不講教化而強調法律，就會出現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知道，偷東西是不對的、殺人放火是不對的，你就會自我制約。但是在西方社會，在法律的管治之下你會鑽法律漏洞。」
他說，「聰明的智慧罪犯知道，我殺了人，但是如果我把凶器毀了，沒有凶器證據；那個環境再處理過，又沒有了環境證據，你都奈何不了我。因為法律是講證據，不是講你有沒有德行。」
「單靠嚴刑峻法，不會令到一個社會能夠長治久安。」薛浩然覺得，中國優良文化中傳統的道德觀是很重要的，「老祖宗很多東西留給我們，不過我們不會用，才有這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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