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導致移民潮，亦衝擊了學界。根據教育局的統計數字，去年10月中到今年7月底，全港公營中小學學額空缺新增14,198個，其中僅6月底到7月底即增加6,199個。前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早前預期，暑假結束後，9月開學時學額空缺會更多。
今年5月攜兒子移民美國洛杉磯的港人Mina，曾在反送中運動中積極參與遊行集會，並與兒子在一次唱聖詩活動中遭催淚彈襲擊，目睹了許多香港法治衰敗的事實。她接受《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談了她兩年多來的經歷和思想變化，以及因看不到香港的出路和擔心兒子成長而決定離港。「我真是沒想過回去。」幾年間太多令人心碎的事，也讓她清醒的看到「共產黨真的是不可以相信的，真是魔鬼來的。」而香港這個家對她來說，已經是大陸的地方了。
2019年反送中 心情從積極到低落
Mina記得，反送中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她還有心情去上興趣班。到了週六、日一定會有遊行，「我叫我先生帶著兒子去，我上完課之後與他們會合。」兒子那時只有14歲，但是很投入，「凡是星期六、日他一定會去的。還有他有很多紙牌，自製的那些，寫滿了標語，我也會幫一下忙。」
直到2019年9月，發生15歲的陳彥霖浮屍案，疑是中共黑手殺人恐嚇抗爭者，令她情緒變得很低落、抑鬱，「她是個女孩被人全裸，我難過到好像是自己的親人遭受這樣的不幸。」
她直言，以往香港發生過很多次政治運動，比如反國教、占中、魚蛋革命等，每次社會上都有很多動盪，但最終都可以局部的解決，「因為政府（過去）會在某個程度上願意做一些讓步，也可以平一些民憤。所以這次剛開始的時候是沒有想過這麼不可收拾的。」
平安夜唱聖詩遭催淚彈襲擊 被兒子救出
令Mina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平安夜，她一家三口與「快必」等一群市民在尖沙咀集合，參與「和理非」的遊行。「那個時候是很緊張的，滿街都看到警察，到處搜查，每一個都背著真槍實彈。」不過她覺得，大家只是在幾個站停留，聽牧師講一下聖經、唱一下詩歌，沒什麼不可以的。
最後當他們要離開尖沙咀警署的時候，警方無端端對著人群「砰砰砰」突然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
「他們也有說，什麼再不散開就要怎麼樣，你們現在觸犯了什麼。但是我們根本就沒有做任何東西，只是在那裡唱聖歌、唱詩歌，也有唱聖誕的歌曲應一下節日。想不到一轉身就用橡膠和催淚彈射我們。」
她猶記得當日與兒子在催淚彈中逃離的驚險場面，那天警察連續射了很多發，忽然間整條街都是烟霧，而他們身上都沒有防護裝備，慌亂中她跟先生失散了，身邊只有兒子，只聽到不斷的「砰砰砰」聲音。「他小孩走得快，我看著那些催淚彈射向他的腳後跟有3彈，如果我的兒子走得慢的話，其實是射中他的。」
「我因為怕跟他失散，就大聲叫他，我叫他的時候吸了那口煙霧，其實我是喘不上氣的，還有是想暈。」她差不多要倒下的時候，兒子回頭扶上她，兩人一起衝了出去。
「出去之後，那些救護人員就走過來，給我一些藥水洗眼、叫我漱口，我太緊張，將那些水喝到了肚子裡。」她說，「其實那個時候是很害怕，也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之後她還是繼續上街，「但是不久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了，（外面）就好像靜了下來。」
西灣河槍擊事件聽到槍聲
「我住的地方其實很近西灣河警署，西灣河在2019年發生過槍擊案，其實那天早上我也聽到了槍聲。」
她回憶，那天早上她送兒子上學，陪他等校巴，聽到了槍聲，接著很吵，「我先生也聽到了，就告訴我那裡發生了槍擊，開槍了。」「我走過去的時候已經被人封鎖了，警察不給接近，我只看到一群人圍著在那裡，要遠遠地看。可能在處理，傷者應該抬上了救護車了。」
她感到非常不開心，「覺得怎麼會搞成這樣，這麼恐怖？怎麽可以開槍？」
兒子在維園經過 險被警察截查
2020年新年，Mina與兒子、先生一起出去買花，看到維園附近有很多警察和鐵馬，兒子走在她跟先生前面，離她們幾步遠，左右兩邊都是警察，「走著走著，警察走到我兒子身邊。我即刻衝過去抱著我的兒子。」「我就想給他們知道，他是跟媽媽出來的，我們是來買年花的，你不要搞我兒子。」她當時感到非常緊張，認為若兒子是單獨去維園，就很可能會被警察抓走。
她認為，隨處可見的警察讓她在香港生活真的感到很害怕，以前搭地鐵不會看到有警察三三兩兩站在那裡，揮手叫市民過來查身分證，但是這場運動期間，她住的地方卻經常這樣。
耳聞目睹了太多，她覺得香港已經不適合小朋友成長和生活，「他以前上學我都會讓他自己坐車的，他有校巴的，不過都要轉地鐵轉巴士。但是後期我已經是要跟著出入，我怕他上學以後，未必可以安全回到家，所以我就要等他。」
香港政府與司法漸漸崩壞
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Mina更看不到香港的出路，而是感到香港政府與司法的真正崩塌，「對我們市民沒有了保障，你以前如果有什麼事，有一個健全的法律體制，你可以得到一些公平的審訊，但是現在沒有了這個，就是隨便它說。」
「我很小從大陸去香港的，我祖母是印尼華僑，她在50年代的時候，響應毛澤東的『建設新中國』，被人騙了回去，結果爸爸媽媽都是受到迫害的。我們70年代來了香港，我那個時候很小，10歲左右，去香港讀書，在香港成長。」
她感歎，自己成長的年代是香港最美好、最漂亮的，欣欣向榮，「在英治下的香港，人們只要能工作，就一定是可以安居樂業的。而且治安都是很好，那個時候，那些警察在世界上都算是一流的。」
她認識到，中共的「50年不變」也是騙人的，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一夜之間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慢慢一切都變了，「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2012年（政府欲）推行那個『國教』，梁振英上台之後終於搞到教育了。教育很重要，因為可以影響幾代人，現在你看到大陸很多小粉紅，就是教育教出來的。」
移民與先生分歧 仍攜子移美
在移民問題上，她與先生產生了分歧。「我先生他是不跟我出來的，因為他覺得香港有一份工作，他認為你又不是政治人物，做好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就可以了。」「但是他不明白，政治與我們小市民其實在生活上是息息相關的，你不搞政治，但是政治會找上你，就好像現在反送中，影響了香港每一個人。」
她惆悵於先生不出來，但擔心小朋友的成長和教育，還是帶兒子來到了海外，「說真的，現在的生活都不是想自己的了，就是想下一代了，我的兒子還有那麼多年的書要讀，還有幾十年的人生要過。」
在海外感到責任更重 會更加為香港發聲
來到了自由國家，Mina並沒有慶幸，而是感到自己責任重了，很想去多做一些事情。她經常問自己，在香港已經什麼都做不了，如果出來也這樣的話，那出來幹什麼呢？「他們不能講，那你出來了你還不講嗎？你更加要代他們把他們那份也講了。」
尤其是當她想起香港那幫年輕人，就會很難過，覺得他們為香港付出得太多，「逝者已經走了的或者現在正在坐牢的，其實他們也是我心裡面的一些心頭肉，因為很小，而且每個人的遭遇都很令人難過。」
她強調，沒有香港人想遺棄自己成長的家，需要一大班香港的有心人去重建香港。「我希望如果他們選擇留下的，真的要撐住，我們海外不論在哪個國家，這一幫手足不會忘記你們，我們每一天都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一直關注著香港，在這裡可以做的，我們都會200%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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