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場關於中國防疫模式的爭論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中國傳染病專家張文宏一句「世界要學會與病毒共存」，不僅引來反對者的口誅筆伐，還被上升到了政治層面。而近期，西方國家也對中國的防疫模式提出質疑，認為這種模式代價高昂，將嚴重損害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多家國際金融機構也紛紛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
目前，以英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並不以病毒清零為目的，採取的是與病毒共存的寬鬆防疫模式，和中共嚴防死守的防疫模式形成強烈對比。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堅持病毒清零呢？對世界各國來說，「病毒共存論」和「病毒清零論」，哪一個才是更適合的防疫模式呢？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些話題。
中國嚴防死守對經濟的巨大傷害
從去年疫情爆發以來，中國一直通過嚴格的封城、關閉邊境、大規模篩檢、監控等等方式，達到病毒「清零」的目標。不過從7月下旬到現在，具有高傳染力的變種病毒德爾塔（Delta），已經從南京祿口機場開始，蔓延到大半個中國。
雖然和全球其它地方相比，中國的新增病例相對較少。但是，作為中國式的防疫模式，被波及的省份和城市除了進行強制病毒檢測，以及封城和旅行禁令之外，還會採用治安抓捕等強制性手段。
然而，這種管制模式的花費是非常昂貴的。以核酸檢測為例，目前，擁有900萬人口的南京已經進行過四輪核酸檢測；而武漢市政府也在8月3日宣布，將對全市1,100萬人口進行核酸檢測。根據BBC的報導，在去年5月時，武漢完成一輪全員核酸檢測要花費20億元人民幣（約3.09億美元）。而香港特區政府在去年8月到9月推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花費了5.3億港幣，大約是6,815萬美元，檢測了178萬人，共找出42名患者。
不僅如此，嚴格的防疫管控還會帶來次生危害。比如在8月初，一位即將待產的孕婦在微博上發出求救信息，原因是江蘇揚州採取封城措施，她無法回到主城區待產。而且一旦封城，醫院會被要求關閉，很多病人將得不到及時診治。
由於這種「病毒清零」防疫模式的經濟代價高昂，近期，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渣打和花旗在內的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期做出預警，甚至下調增速預期。比如摩根大通，將中國第三季度的增長預期從4.3%下調到2%，並將全年的GDP增長從9.1%下調到8.9%；而高盛則將中國第三季的增長預期從5.8%下調至2.3%，將全年增長預期從8.6%下調至8.3%。
目前，疫情導致的相關經濟損失已經開始顯現。例如，5月底在廣東爆發的疫情導致深圳鹽田港關閉，而7月爆發的疫情又導致寧波舟山港的碼頭關閉，鹽田港是全球第四大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寧波舟山港也是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口。
經濟學人智庫的分析師，在幾天前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疫情可能導致中國的製造業產出和物流變得緊張，進而干擾全球供應鏈。
數據顯示，中國7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長只有19%，遠低於6月的32%的增幅，也低於預期。而供應鏈受阻也進一步推高了生產成本，儘管政府努力遏制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但中國7月份的生產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仍然達到了9%。
另外，7月份工業增加值，以及今年前7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這兩項指標的增速也都不及預期，低於6月份的增幅。
而國內消費方面的情況更令人失望。7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幅放緩至8.5%，低於6月份12.1%的增幅。而7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則從6月份的5.0%上升到5.1%。
本來，夏季是各項活動賽事和旅遊的高峰時期，居民的消費支出會上升。但北京已經宣布，取消8月剩餘時間北京的所有大型會展活動，上海也取消了本月和下月的兩個重要航空展覽。同時，中國31個省區市都發布了旅行警告，而全國大部分地區，即使是沒有新增病例的地區，也都對娛樂活動加以限制。
對此，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經濟學家謝爾林（Neil Shearing）認為，如果疫苗被證實無法阻止德爾塔病毒的傳播，那麼北京將很難實現「清零」的目標，長期的經濟損失是慘重的，而且，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當局快速變化的政策，正在打擊投資者的信心，並且預計在未來兩年內，中國股票的回報率將低於其它主要市場的股票。
防疫模式大辯論 張文宏遭遇文革式攻擊
而與此同時，一場關於中國到底是要「病毒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的大討論，也正在網上激烈展開。
7月29日，中國著名的防疫專家，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微博發文說，「世界要學會與這個病毒共存」，因此，未來中國選擇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證與世界的命運共同體，實現與世界的互通，回歸正常的生活，同時又能保障國民免於對病毒的恐懼。
結果是，張文宏的觀點，引來了一些親官方人士的圍攻，甚至被罵成了「投降主義」，之後，博士論文也被翻出來說是抄襲。
其實，和張文宏觀點類似者大有人在。2月份時，科學雜誌《自然》曾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到詢問了全球100多名免疫學家、病毒學家和衛生專家，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能否根除？而有將近九成的受訪者說「不能」。他們都認為有證據表明，這種病毒可能會成為地方性病毒，並繼續在世界各地傳播。
不過，對於張文宏所遭受的文革式黨同伐異的大批判，不少網民表達了反感。在微博上，「保護張文宏」、「支持張文宏」成了熱搜。德國之聲的報導說，張文宏的遭遇也和他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有一定關係。張文宏的一些發言因為「說實話、說人話」、「接地氣」而被人們津津樂道，他主導的上海防疫策略也以務實前瞻和精準、人性化為特徵。
不過，從中共黨報和軍報的態度來看，中共最高層對疫情採取怎樣的態度已經十分明晰，那就是要堅決消滅病毒。
8月5日，前中共衛生部部長高強在《人民日報》發文說，要「將病毒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他還不點名批評了張文宏的觀點。8月9日，中共中央軍委直屬新媒體帳號也發表評論，提到面對病毒，不是妥協，而是鬥爭，直接否定「與病毒共存論」。可見，中共這種戰天鬥地的思想無處不在，現在又要和病毒展開「鬥爭」了。
不僅如此，據媒體報導，在這一波始於南京的疫情中，已經有超過40名中共官員因防疫不力被問責。
北京為何死守「病毒清零」政策？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嚴防死守「病毒清零」呢？
我們來看一下政論家鄧聿文在德國之聲上的一篇發文，這篇文章說：清零抑或共存，雖然在其它國家內部也有過爭論，但更多是從技術角度權衡其在本國實行的可能性，以及對社會的總成本大小。然而在中國，這種爭論被上升到制度層面，更多是出於政治風險的考量。在這一點上，胡錫進在微信中說的非常坦率，他說，中國不可能放棄目前的抗疫路線，原因有三：一是西方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疫情仍很嚴重，群體免疫還根本談不上是「正面經驗」；二是中國抗疫路線帶來了最好的總體經濟表現；三是經濟增長率，是清零或共存這兩種路線長期爭奪的至高點。
可以看到，這背後隱含的意思就是，兩種抗疫路線之爭其實也是中國和西方的制度競爭。誰的抗疫做得好，誰就能夠在長期的經濟競賽中勝出，而支撐經濟競爭的，是制度競爭。所以，北京要藉這次疫情來證明，中國的制度和模式比西方優越，更適合中國，從而在中美對抗中得到更多中國民眾的支持。
另外，兩種不同的抗疫路線本質上其實是如何對待自由的問題。美歐「與病毒共存」的思路，是試圖在政府意志和民眾自由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力爭兼顧兩者，代價則是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數較多，但政府也絕不為了追求徹底控制疫情而去完全剝奪民眾的個體自由，而且事實上也做不到，因為它們無法做到像中共這樣，讓政府的絕對意志凌駕於社會以至民眾。
同時，這篇文章也指出，中共也無法學習歐美國家「與病毒共存」的群體免疫的方法，因為以中國目前的醫療水平，如果疫情失控，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印度很難說。這將嚴重損害中共政府的權威，甚至有可能動搖中共的統治，因為對一個全能型的專制政府而言，既然享有無限權力，就必須承擔無限責任。所以，堅持清零，是由中共體制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而英國《金融時報》也在8月9日刊登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觀點：是否執行清零政策，取決於全民血清抗體的水平，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文章問道：「中國據說已經注射超過17億劑次疫苗了，未聞搞過全民血清抗體抽樣監測，今天中國能構築集體免疫屏障嗎？」
寬鬆防疫成全球新趨勢 但瘟疫來源引人深思
目前，隨著疫苗接種率的提高，英國、美國等國家都逐漸開始開放。特別是英國，從7月19日全面解封後，取消了所有包括戴口罩在內的措施。到8月2日，對於已經接種英國和歐洲認可疫苗的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旅行者，都可以免隔離入境。就連這一波疫情的重災區印度，完成接種者去英國旅行，也不需要再隔離。
雖然在德爾塔變種病毒出現後，英國的感染人數還是居高不下。但是截至8月初的最新官方數據顯示，儘管新增病例正在增加，但住院人數一直在下降，死亡人數也遠遠低於疫情初期的水平。根據對血液樣本的統計分析，英國統計局估計，90～94%的英國成年人對病毒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原因是他們已經完全接種或是接種了一劑疫苗，或都是之前感染過。
對此，十天前，英國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錚鳴在接受BBC採訪時解釋說，英國近期感染後得重症和死亡的人數，和第一波、第二波相比出現根本性變化。大部分人感染後都是輕症和無症狀，死亡人數也很少，所以和前兩波疫情相比，現在英國已經切斷與死亡和重症的連接。對於社會的重新開放，給了民眾極大的信心。
目前，除了英國以外，全球的防疫措施都在逐漸轉向寬鬆，雖然防疫效果還有待觀察，但至少人們的生活開始逐漸趨向正常化。
然而，這場已經歷時一年零八個月、造成全球2億人感染和400多萬人死亡的全球大瘟疫，對人類到底意味著什麼，卻仍然是個未解之謎。
對此，《國家》雜誌的一篇文章提到，「這場席捲全球的瘟疫，是否是代表某種災難性的轉折點？……如果是這樣，也許是時候重新考慮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了。」
文章說，在古代，當突然發生災難時，它們通常被歸因於一個長期存在的王朝的崩潰或一個新統治者的崛起。因此，這些災難的倖存者，經常將他們的不幸歸咎於諸神對人類過度掠奪的憤怒。作者說：「假如冠狀病毒是大自然的警告，它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必須改變我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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